去年冬天，季珊在電話中告訴我這一消息時，聲音有點發澀。事情是這樣的：那段時間他非常興奮，一個原因是他寫出了一批自己滿意的新作，另一個原因便是又有一個詩人（愛爾蘭的希內）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後一個原因讓許多人疑惑不解：這個愛爾蘭老頭得獎，與你古貝何幹？但這就是古貝，他興奮異常，往寶雞跑了好幾趟。與他一同曾作為殺人嫌疑犯被收審過的那位畫家就住在寶雞市，是他的頭號“知音”。那幾趟他倆都是在喝酒和通宵達旦的長談中度過的。最後一次他去的時候，畫家接到了一個從浙江打來的長途電話，是畫家在溫州的一位朋友打來的，此人名叫“伊加三”（事發後有人指出這是個多不吉利的名字），以前寫過詩，後來下了海，現在是一家酒店的老板。伊加三通過畫家讀到過古貝的詩，對其推崇備至。畫家接到電話後便跟伊加三聊了起來。伊加三熱情地邀請古貝去溫州玩，吃、住、行全包，他說他想和古貝好好聊聊詩。古貝更加興奮，答應了，說過閏八月就上路（這是1995年，又一個閏八之年）。古貝上路的那天，那令人心慌的閏八已經過去了幾日。連續地過度興奮，再加上上路前的幾日他又通宵達旦地趕寫一首長詩，上車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發燒。旅途中他感到不大舒服，有一種喘不上氣的感覺，胸悶。到站後伊加三沒有來，伊加三的老婆舉著一塊“接古貝”的牌子在出站口等他，她說伊正在酒店主持一個很重要的會議，沒法親自來。上車之後，古貝說自己很難受，請她把車直接開到醫院，並說可能是哮喘發作。她看他氣喘不上來的樣子，就掛了急診。急診室根據患者所述，便按哮喘突發來處理了，也未作全麵的身體檢查，就給他打了一針。據說這種進口的針劑隻有在正常體溫下才可使用，而當時古貝正在發高燒。注射之後，古貝的體溫繼續升高。6個小時之後便咽了氣，死的時候，他的體溫已高達42度……
“死於醫療事故？”
“他自己多嘴。如果先檢查，再搶救，也許不會……他以前就發作過兩三次，都挺過來了……”
接到季珊的電話，我想起幾年前曾當著她的麵說過古貝的一句話——我不是精通卜算的人，那實在是一句不該說的話。
當天下午我在鍾樓附近轉公共汽車，說起來真他媽巧！在公共汽車站，我看旁邊的一個女的眼熟，仔細一看，原來是幾年前在古貝家見過的那位女棋士，她也認出了我。
“你好！”
“你好！”
“還在下棋嗎？”
“當然，我剛升段。”
“那該祝賀你！”
“當然。”
“你那倆哥們兒也還在寫？怎麼我看著一個像騙子，一個像瘋子。”
“我看你們下棋的全他媽像呆子！”
……
那些天我好像特別容易受刺激，也特別喜歡觸景生情。當年小寨夜市那個被古貝稱為“教授”的肥肥後來不烤肉了，他在外語學院後門開了一家快餐店，聽說還專門去深圳學了一陣子之後才開的，生意繼續地火，每次去學校上課都要在那兒吃套餐，常能見肥肥，他已經不用親自動手了，一副有限的老板派頭。古貝死後，有一次我問起肥肥：“有個人不知你記得不？你的一個老顧客，人特逗，說你是教授……”
“多大年紀？”
“四十左右”
“幹嗎的？”
“寫詩的。”
“寫詩的？不記得了……”
……
後來我才聽說古貝生前的的最後那段時間，還去外院找過我一次。我《餓死詩人》的出版，使他感到他的那路詩也有正式出版的可能。他是來問我有無出版社的熟人，他想自費出他的詩集……他所在單位——一個區一級的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集資建樓，他還交出去了一萬多元……
古貝的骨灰接回來了，由他的哥哥古月和蘆葦從浙江抱回來的。起先一直瞞著古貝的父母，後來當兩位老人得知真相卻表現出大悲無淚的平靜，古正老先生隻是默默地寫了一首詩《兒子！回來吧》，他的母親則上北京會教友去了，說要召喚兒子的亡靈……
古貝追悼會的前一天，我母親因病住院，第二天的追悼會我沒有參加。多名與會者向我講述了追悼會的盛況——盛況空前，其規模超過了1992年的路遙追悼會，這是令人難以想象的。據說有一副（對）聯是這樣寫的：“西方艾略特”——“中國這位爺”，橫批：“一代詩魂”。一位與會者說：“參加這樣的會，真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追悼會之後還搞過一個“古貝作品研討會”，在八一賓館。那天我去了，剛邁進大堂就撞見了紫鳥，一通寒暄之後，我們一起上樓。在三樓的會議廳裏，已經坐了一屋子人，看來我還是來晚了。有人叫我，是沈奇、李震、季珊，還有“教父”。季珊旁邊有個空沙發，我便擠了過去。
季珊悄聲對我說：“江湖人士今天全齊了。”
“那誰到了嗎？你們常跟我提起的孟依。”
“當然到了，人家是組委會的。在那兒！”
順著季珊的指點望過去，見一徐娘端坐於沙發之上，身板挺得筆直，目不斜視，纖纖細指夾著一根煙，青煙繚繞，什麼叫風韻猶存？其實她頗豐滿，不虛江湖上“俄羅斯貴婦之態”的傳言……這就是本碼頭玩得最火的女人嗎？幾乎每個男人都以能與之上床為榮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