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霾的天空下，殘陽如血，將所有人的身影都拉得很長，隱隱有些暗紅。一如這淩亂的戰場，到處都殘留著暗紅的血跡。天似乎一下子變得陰沉起來，十分的哀傷，為這天下間又少了一個忠臣義士，讓這渾濁的人間少了幾分清新，黯然失去了一點顏色。
吳謙心情很沉重，一個來自未來，身上帶著濃重西方舶來文化的未來人，沒有為自己的勝利而高興，反倒是隨著李星沉的殉國而哀傷。他不僅為自己痛失人才而難過，也為這即將沒落的東方文明而心哀。這一刻，他骨子裏華夏的血脈在激蕩，他在不斷的思考，難道就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嗎？是的，勝利者不該得到譴責，失敗者卻是要向他們學習，在哪兒跌倒，在哪兒爬起。可這就一定要全盤否定過去所有的東西嗎？
西方的，就一定是先進嗎？東方的，就一定是落後嗎？
西方求利益，講地緣，行戰略，信基督。
東方求權勢，講霸道，行王道，信仁義。
歸納起來，就是西方利益至上，才在德前。東方仁者無敵，才在德後。
西方利益至上，就要靠著卓越的才能，去試探，去尋找，對方柔軟的腹部，給予致命一擊。或靠陰謀詭計，或靠強橫實力，去奪取，去占有。信奉實力，敬佩強者，看重勇氣，畏懼決心。道德隻在才能之後，金錢才是王道，它可以帶來一切，也可以向基督救贖自我的墮落。
東方仁者無敵，卻是真君子有，偽君子更多。這套標準定的高了，高估了人的品行，讓人夠不到，卻又不敢不從。畢竟高尚道德是完美的，被大家所傳唱的，所公認的，上到君王，下到小民。不達標者，也隻好做個南郭先生，濫竽充數，口中講著道德，心中求著利益，言行不一。求的利益，行的虛偽，不以為恥，反引為榮。所謂道德標準，也隻是虛設。不如西方低要求，踏踏實實的走路，找個製度的牢籠，揚善避惡，不讓自己在內外兩套標準中迷失自我。
可是，這條路真就錯了嗎？是不是也隻是少了一個牢籠，來揚善避惡，發揮它的長處。
若真錯了，那為何自己又會在李星沉麵前自慚形穢，他的人格的魅力是如此的不可抵擋的，看來這套標準裏也能真正的出王者。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夠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強者，而不是西方的所謂的獨裁者。兩者之間，隻是一個德才兼備，一個才能卓著。雖相似，但才隻是外在的表現，德卻是內在的涵養。獨裁者隻能靠力量來服人，隻能是強者對弱者的壓製，卻無法和同樣的對手維持均衡。強者卻是靠著自身品德的光輝，來讓別人自主的臣服，而他們一身不遜於人的才能，不過是維護自己和自己支持者的工具。
道德至上是不行的，但沒有道德又是不能的。
可是，回顧上下五千年，這華夏大地上真就是隻講道德嗎？
那若是如此，為何有秦，為何有漢，為何有唐。
在他們的字典裏，也是隻有道德嗎？
不，絕不是這樣的。道德之爭，始於宋，流於明，行於清。
故明清，有清流之臣，求名之輩。
宋朝的道德之爭，開始隻是政治勢力的角逐，一群真正有道德有才華的人，以道德為材質，用才華來製器，打造成的政爭工具。漸漸越鬧越大，以至於為道德而道德，對內對外妥協，以至於內外皆虛，而外亡其國。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後來者，不思教訓，隻為政權而歪曲思想理論，圖一時之利，家國天下能夠長久。本該是先行一步，為未來做準備的思想理論，卻在不斷地向政權諂媚，向強權低頭。不僅絕了自己的後路，也將政權帶向不歸路。國有諍臣而不亡，在宋朝從名義到實質，再次真正實現一家獨大，再沒了唐時道家學派競爭的時候，儒家這個曾經銳意進取，吸取別人長處，自我革新的學派，也一如所有的壟斷企業一樣，不思進取，開始墮落起來。眼中隻有利益，沒有底線，諂媚君王，害人害己。皇帝把道德當成鉗製臣下的工具，臣子把道德當成邀名上位打擊對手的手段，以至於由上到下全都似道德先生，泥沙俱下，不辨真偽，對內相爭，國內不寧，外飾道德，示之於外。內部不和，外部不爭，內外皆虛，又焉能不亡。
不比漢唐王霸摻雜，或儒皮法骨，或道家無為，既講實力，也用道德，求德求才。也不比秦朝，用法家，行霸道，實力至上，隻求才具，滅六國而有天下。此三朝都是亡於內，而非亡於外，都是以強而亡，非弱而凋零。
就是後世，隨著文明的發展，富裕起來的西方人，不也是倉廩實而知禮節，開始給利益爭奪罩上一層道德的麵紗，開始走上了華夏人老祖宗的王霸摻雜之路。隻是新瓶裝舊酒，換了個詞。王道成了民主自由，成了人權民生，所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也隻不過是兩套蘊含各自對道德不同理解的理念之爭。霸道自然就是手中大棒，製裁封鎖，予取予求的變相掠奪。時代變了，標準變了，民心也變了，可理還是那個理，還是用著那些個手段向外掠奪，供給自身，緩和內部矛盾，形成內和外爭的格局。雖然這王霸手段尚才威力初顯，但隨著他們這麼走下去，雖然不侵奪土地，但就這麼敲骨吸髓的掠奪，就如六國事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最後強者恒強，弱者更弱，強者霸天下而有之，弱者身死族滅，民族社稷偕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