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說人生。這六月來，國內思想界，不是有玄學與科學的筆戰麼？國內思想界的老將吳稚暉先生，就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一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中下了一個人生的定義。他說：“人是哺乳動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腦的動物。”人生即是這種動物所演的戲劇，這種動物在演時，就有人生；停演時就沒人生。所謂人生觀，就是演時對於所演之態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麵，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搖旗呐喊；凡此種種兩腳兩手在演戲的態度，就是人生觀。不過單是登台演劇，紅進綠出，有何意義？想到這層，就發生哲學問題。哲學的定義，我們常在各種哲學書籍上見到；不過我們尚有再找一個定義的必要。我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所下的哲學的定義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去找根本的解決。”但是根本兩字意義欠明，現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個定義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現在舉兩個例來說明他：要曉得哲學的起點是由於人生切要的問題，哲學的結果，是對於人生的適用。人生離了哲學，是無意義的人生；哲學離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學。現在哲學家多憑空臆說，離得人生問題太遠，真是上窮碧落，愈鬧愈糟！
現在且說第一個例：兩千五百年前在喜馬拉雅山南部有一個小國——迦葉——裏，街上倒臥著一個病勢垂危的老丐，當時有一個王太子經過，在別人看到，將這老丐趕開，或是毫不經意地走過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賦有哲學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為什麼逃不出老、病、死，這三個大關頭，因此他就棄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宮、財貨，遁跡人山，去靜想人生的意義。後來忽然在樹下想到一個解決：就是將人生一切問題拿主觀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麼，老、病、死，就不成問題了。這種哲學的合理與否，姑不具論，但是那太子的確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他以為比較普遍適用的意義。
我們再舉一個例，“譬如我們睡到夜半醒來，聽見賊來偷東西，我那就將他捉住，送縣究辦。假如我們沒有哲性，就這麼了事，再想不到“人為什麼要作賊”等等的問題；或者那賊竟苦苦哀求起來，說他所以作賊的原故，因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為之，假如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籲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至於富於哲性的人就要問了，為什麼不得已而為之？天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有多少？為什麼社會沒得給他做工？為什麼子女這樣多？為什麼老病死？這種偷竊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驅策，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為什麼不給窮人偷？為什麼他沒有我有？他沒有我有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逐一推思下去，就成為哲學。由此看來，哲學是由小事放大，從意義著想而得來的，並非空說高談能夠了解的。推論到宗教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也無非多從活的人生問題推衍闡明出來的。
我們既曉得什麼叫人生，什麼叫哲學，而且略會看到兩者的關係，現在再去看意義在人生上占的什麼地位？現在一般的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會的奢侈品。他們看人生種種事實，和鄉下人到城裏未看見五光十色的電燈一樣。隻看到事實的表麵，而不了解事實的意義。因為不能了解意義的緣故，所以連事實也不能了解了。這樣說來，人生對於意義極有需要，不知道意義，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這班人，終日對物格物，終於找不到著落，就是不從意義上著想的緣故。又如平常人看見病人種種病象，他單看見那些事實而不知道那些事實的意義，所以莫明其妙。至於這些病象一到醫生眼裏，就能對症下藥；因為醫生不單看病象，還要曉得病象的意義的緣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單靠事實，還要知道意義！
那麼，意義又從何來呢？有人說：意義有兩種來源：一 種是從積累得來，是愚人取得意義的方法；一種是由直覺得來，是大智取得意義的方法。積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覺的方法是走捷徑。據我看來，欲求意義唯一的方法，隻有走笨路，就是日積日累地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覺不過是熟能生巧的結果，所以直覺是積累最後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貫通的。大發明家愛迪生有一次演說，他說，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見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來，不出汗決不會出神的。所以有人應付環境覺得難，有人覺得易，就是日積日累的意義多寡而已。哲學家並不是什麼，隻是對於人生所得的意義多點罷了。
欲得人生的意義，自然要研究哲學史，去參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過還有比較更[重]要的，是注意現在的活的人生問題，這就是做人應有的態度。現在我舉兩個可模範的大哲學家來做我的結論，這兩大哲學家一個是古代的蘇格拉底，一個是現代的笛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