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材料，包括紙、原料的配給，在現在艱難的時期，我覺得應該養成一種習慣，由編輯人協會，報業公會、外勤記者聯誼會等團體，參加支配報紙。因為言論自由不應該受這種不能避免的物資的影響，這是值得討論的，不過要想在這困難時候做到完全自由獨立，確是很難。
回想我們辦《獨立評論》時，真是獨立。那時銷路很廣，銷到一萬三千份。我們是十二個朋友組織一個小團體，預備辦報，在幾個月之前，開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臨時的收入不計算，幾個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來辦報。我們工作的人不拿一個津貼，也沒有一個廣告，因為那時廣告要找國家銀行或國營機關去要，那麼就等於接受了政府的津貼，等於賄賂，所以五年之中，我們除了登書刊的廣告之外，沒有收入。我們發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沒有出一個稿費，因為那時我們這般人確是以公平的態度為國家說話，為人民說話，所以我們即使不給稿費，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來。最初我們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寫的，後來外稿逐漸增加，變成自己的稿隻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許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們這裏來，如果我們不登，再轉投其他有稿費的刊物去發表。在民國三十五年回國的時候，許多朋友說：“胡先生，我們再來辦個《獨立評論》”，但是那時排字工人的工資比稿費還要高，我拿不出這些費用，非政府幫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費，我也拿不起，若是我辦雜誌而要求人的話，我就不辦了。這並不是責備任何人，而是事實。這就表示在自由企業不發達的國家，又在這種局麵之下，當然有許多方麵不容易有完全獨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論。不過無論如何，自由的風氣總應該養成。就是政府應該尊重輿論，我說這話是一個事實，大家應該諒解。我覺得，不要以為自己黨來辦報，政府來辦報，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持，沒有這回事的。這種地方，應該開放，越開放越可以養成新聞獨立，越可以養成言論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援。至於支配紙張材料的機關，應該由有關的團體參加，政府不要以配給政策影響言論的自由。
有人說隻有胡適之有言論自由，這話不是這樣說的。從前我們辦《努力周報》，正在北洋軍閥時代；辦《每周評論》是民國八年，也是軍閥時代；辦《新月雜誌》是國民革命後的頭兩年，後來辦《獨立評論》，完全是國民黨當政時候，是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的幾個月，我們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辦的，一直辦了五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後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丟了。在這個時期，人家就曾說過胡適之才有言論自由，其實不然。我承辦的頭一個報就是被北平警察廳關閉的。第二個在曹錕賄選時代，當時的局麵使我們不能說話，所以就自己將它取消了。後來的《新月雜誌》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沒收，《獨立評論》也曾被停止郵寄，經過我打電報抗議以後才恢複的。當宋哲元在北方的時候，那時是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我新從國外歸來，一到上海就看見報紙上說“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把《獨立評論》封了”。這是因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給我一個下馬威。那時我也抗議，結果三個月後又恢複出版，所以我並沒有完全失掉言論自由。為什麼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裏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二十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並沒有秘訣，還是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爭取言論自由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諒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諒解。政府當然不願意你批評，但要得到政府諒解，必須平時不發不負責的言論。比方中日問題，我們的確對於政府有一百分的諒解，在報上不說煽動的話，即使有意見或有建議，隻見之於私人的通信，而不公開發表。在那時，我們曾提出一個平實的態度，就是公正而實際，說老實話，說公平話，不發不負責的高論，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養成容忍批評的態度。
人家說，自由中國言論自由不多，不過我看到幾個雜誌是比較有言論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辦的《明天》雜誌，臧啟芳先生辦的《反攻》雜誌，我覺得他們常有嚴厲的批評，《反攻》上文章對於讀經，有讚成的，有反對的，這個也是言論自由。我還看見幾個與黨有關係的雜誌，對於讀經問題，批評的也很嚴厲。《明天》雜誌對於政治的批評也頗有自由，這都是好的現象。隻要大家能平實，以善意的態度來批評，是可以爭取言論自由的。況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幫助，隻要大家都說公平的話，負責任的話。今天我因為沒有準備，講的很草率，請大家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