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問：“中國之士大夫，若謂不出於六經，試問古來更有何物為製造之具？”此大問題，不容易有簡單的解答。鄙意以為製造士大夫之具，往往因時代而不同，而六經則非其主要之具。往年讀汪輝祖《病榻夢痕錄》，（此為中國自傳文學中最佳的一部）見他律己之法，每日早起焚香讀《太上感應篇》一遍，其事最簡陋，而其功效也可以使他佐幕則成好刑名，做官則是好官。由此推而上之，王荊公最得力於禪學，其行事亦可為士大夫模範；荊公答曾子固書說他自己博覽廣詢，他深信“治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更推上去，如張釋之、汲黯，其風度人格豈不比董生、公孫丞相更可敬愛？經學大師未必一定超過治黃、老學的人。更推上去，則孔子固可敬愛，墨子獨不可敬愛耶？
我略舉此數人，以明此問題不能有簡單的答案。所以我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獨立》十二號，頁四）如梁任公所舉“中國之武士道”，此一個時代的範型的人物也。如蕭望之、匡衡、孔光、張禹，此又一個時代的範型的人物也。如阮籍、嵇康，此又一個時代的範型的人物也。過此以往，代有其人。理學以前，有範文正、王荊公諸人；理學時代，有朱子、方正學、王文成以至東林諸公。
若分析此等人物所受訓育，有得力於一時代的特殊階級之特別風尚者，有得力於學問者，有得力於宗教者，有得力於家庭教育者，有得力於經或理學者，有得力於文學者，有得力於史傳者，——其途徑不一，而皆不能以經學一事包括之。不能人人有一部《病榻夢痕錄》式之自傳，故我們不能作詳細精密的分析。約略估計之，我們可以說：經學的影響不如史傳，史傳的影響又不如宗教，書本的教育又不如早年家庭的訓育。而宗教所含成分，佛道遠大於儒門；名為“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實則《功過格》與《太上感應篇》的勢力遠超過《近思錄》與《性理大全》或《傳習錄》也！至於家庭教育，則宗教與俗文學的勢力尤遠過於六經四子書。
吾國訓育的工具有幾個最大的弱點，遂成為致命之傷。第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一般的平常老百姓：試問《尚書》、《周禮》一類的書，即使人人熟讀，豈能在人生觀上發生什麼影響？六經皆如此。即《論語》、《孟子》之中，又能有幾十章可使一般人受用呢？第二，兩個大宗教——佛與道——都不高明，都太偏於消極的製裁，都不曾產生偉大的範型人物足以供千百世人的歌泣模仿。第三，士大夫太偏重製舉的文藝與虛偽的文學，全不曾注意到那影響千萬人的通俗文學，所以通俗文學全在鄙人俗士的手裏出來，可以誨盜誨淫，可以歆動富貴利祿才子佳 人的迷夢，而不足以造成一種健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習慣。第四，傳記文學太貧乏了，雖偶有偉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風範皆不能成為多數人的讀物。第五，女子的教育太忽略了，沒有好母教，則雖有士大夫門第而難於長久保存其門風。第六，人民太窮苦了，救死猶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凡教育皆有兩方麵，一為提高，一為普及。上述六種缺陷，使這兩方麵皆無進展，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滿清之倒，豈辛亥一役為之？辛亥之役乃摧枯拉朽之業。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
西洋所以見長，正因無此六病，而有六長。第一，自希臘以來，古典文學之內容豐富遠非我國典籍所企及。第二，基督教的“人格的”影響遠非佛道兩教所能夢見。第三，通俗文學的製作多出於士大夫階級，故多有極動人的偉大作品。第四，傳記文學特別發達，其傳記多能寫生傳神，而又纖細詳盡，足為後人矜式。第五，女子教育發達的早，又非如我國之僅以做閨秀詩詞為女子教育而已，故家庭教育特別優勝。第六，生活較高，教育易為力。
即以我在論《領袖人才的來源》文中所舉大學問題言之，歐洲最早的大學的來源多與教會有關，而教會有組織，有永久性，有人才，有富力，能使大學繼長增高。國家與社會的富力，又足以繼承此遺產而繼續光大之，此皆吾國所無的條件也。又因其古代學術遺風有多方麵的豐富，雖有教會的一尊，而醫學與法學皆得列為學科，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皆有所附麗而漸次發展。此豈吾國學校之以尊經習科舉文自限者所能比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