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們為什麼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為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為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為一件事，決不可分為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征：一方麵是“目的熱”，一方麵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隻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麵。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曆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也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曆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隻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會”起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他認為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隻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曆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製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盡夠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的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麼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隻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隻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隻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
究竟從思想上看，中國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
種族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險”。
社會的製度與心理習慣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墮落的危險”。
經濟上，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世界的經濟生活而脫不了落伍的危險。”
思想上，問題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適宜有兩個方麵：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適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適宜。
（上）不適宜的思想
吳稚暉先生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