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有一個和尚，名叫法賢，人家稱他做五祖大師，他最喜歡講笑話。他講：從前有一個賊少爺，問賊老爺道：“我的年紀也大了，也不能天天玩耍了，爹爹也可以教我一點立身之道嗎？”那賊老爺並不回答他，到了晚上，導他到一座高大的屋宇，進了門，便把自己身邊的鑰匙，開了一個很大的衣櫥，讓他的兒子進去，待到賊少爺跨進衣櫥，賊老爺把櫥門拍的關上，並且鎖著；自己連喊“捉賊，捉賊”的逃了。那時候，賊少爺在衣櫥裏是急極了，他想，我的爹爹叫我來偷東西，那麼他為什麼把我鎖在裏邊，豈不是叫他們活剝剝的把我捉住，送我到牢獄裏去，嚐鐵窗騷味嗎？可是他既而一想，“怎麼樣我可以出去？”便用嘴作老鼠咬衣服的聲音， 孜孜一陣亂叫，居然有人給他開門了，他便乘著這個機會，把開門的人打倒，把蠟燭吹滅，等到仆人們來追趕他，他早已一溜煙的跑回家了。他看見父親之後，第一聲便問道“你為什麼把我關在櫥裏呢？”那賊老爺道：“我先要問你，你是怎麼樣出來的？”他便把實情一五一十的講給賊老爺聽，他聽了之後，眉開眼笑的說道：“你也幹得了！”要是這位賊少爺，在困難發生的時候，不用思想，他早已大聲的喊道：“爹爹啊！不要關門啊”了。
我們讀書不當死讀，要講合用；在書本之外，尤其要鍛煉腦力，運用思想，和我的父親，禪宗中的燒飯者和賊少爺一般無二。他們是能用有條理有係統有方法的思想，去解決他們的困難的。
我記得前幾天有一個日本新聞記者問我：“現在中國青年的思想是什麼？”我便很爽快地答道：“中國的青年，是沒有思想的。”這一句話，我覺得有一點武斷，並且很對不起我國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當我在北京大學教論理學的時光，我出了三個問題：
（一）照你自己經驗上講，有何可稱為思想的事實？
（二）在福爾摩斯的偵探案中，用科學方法分析出來有何可稱為思想的事實？
（三）在科學發明史上，有何可稱為思想的事實？
到了後來，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對，第一問題簡直回答的不滿十分之二，而他們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問。這便因為他們平時不注意於運用思想的緣故。
十四，十，二十八日，於光華大學
問題與主義
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本報（《每周評論》）第28號裏，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麵。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