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這一層道理，方才可以打破我們平常的“古”的觀念，方才可以打破“從古所有”的神話。因為在這個無窮長的時間上，“古所無有”的東西多著呢！知道了“古所無有”的東西多至無窮數之多，我們就不會用“從古所有”的話來自欺欺人了。
（本文作於1923年8月22日，此係殘稿。錄自《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9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
格致與科學
科學初到中國的時候，沒有相當的譯名，當時的學者就譯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大學》裏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沒有說明“格物”是什麼或是怎樣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學家都下過“格物”的解說，後來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說。其中最有勢力的一個解說是程子（程頤）、朱子（朱熹）合作的。他們說，“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窮究物的理。朱子說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即（就）物窮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極，是致知。這確是科學的目標，所以當時譯科學為“格致”是不錯的。
有人問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範圍，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說：一草一木都應該研究。就是近代科學的研究範圍也不過如此。
程子、朱子說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們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隻要積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貫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確是有了科學的目標、範圍、方法。何以他們不能建立中國的科學時代呢？
他們失敗的大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者向來就沒有動手動腳去玩弄自然界實物的遺風。程子的大哥程顥就曾說過“玩物喪誌”的話。他們說要“即物窮理”，其實他們都是長袍大袖的士大夫，從不肯去親近實物。他們至多能做一點表麵的觀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實物。
久而久之，他們也覺得“物”的範圍太廣泛了，沒有法子應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範圍縮小到三項：（一）讀書窮理，（二）尚論古人，（三）應事接物。後來程朱一派都依著這三項的小範圍，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範圍完全丟了。範圍越縮越小，後來竟從“讀書窮理”更縮到“居敬窮理”，“靜坐窮理”，離科學的境界更遠了。
明朝有個理學家王陽明（王守仁），他曾譏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說：“即物窮理是走不通的路。我們曾實地試驗過來。有一天，一位姓錢的朋友想實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錢先生坐在竹子邊，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來。我就自己去試試，一連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 來。我們隻好歎口氣，說，聖賢是做不成的了，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陽明這段話最可以表示中國的士大夫從來沒有研究自然的風氣，從來沒有實驗科學的方法，所以雖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終不能實行“即物窮理”，終不能建立科學。
十七世紀以後的“樸學”（又叫做“漢學”），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訓詁音韻，去校勘古書。他們做學問的方法是科學的，他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學的。但他們的範圍還跳不出“讀書窮理”的小範圍，還沒有做到那“即物窮理”的科學大範圍。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科學遺產隻有兩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窮理”的科學目標，一是三百年來樸學家實行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努力，要把這兩項遺產打成一片：要用那樸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方法來實行理學家“即物窮理”的理想。
一九三三，十二，十九
（本文作於1933年12月19日，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9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