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雖極不滿閻錫山的所為,但為了顧全大局,促使蔣停止內戰,達到兵諫目的,仍派代表赴晉,向閻錫山詳細陳述西安事變的經過。閻錫山在接見了西安方麵的代表李金洲後,即命秘書將此事電告南京,太原的報紙亦報道張、楊的代表到晉,蔣介石安然無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國人心。閻錫山還準備派出代表赴西安調停張、楊與蔣之間的衝突,並要求張、楊準許他的代表去西安後“能與委座單獨談話”。其代表後因各種原因未能成行。此時中共代表到達西安,幫助張、楊和平解決事變,閻錫山通過彭雪峰與中共中央保持聯係。12月22日,毛澤東給閻錫山致信,說“陝變突起,事出非常。從電訊中知我公反對內戰,有‘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又指出“目前寧軍攻陝甚急,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並商量一些具體的建電台和通信站的事宜。但是這時,張、楊與南京方麵建立了聯係,閻錫山作為調停人的地位逐漸失去意義,張學良也就不願讓閻錫山分一杯羹了。閻錫山一時被蒙在鼓裏,對西安方麵的進展毫無所知。25日,他對傅作義說:“擒虎容易縱虎難,自古沒有這種事實,也沒有這種道理。”他滿心希望利用這一事變,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當天,閻錫山駐南京的代表趙丕廉急電向他報告,蔣介石已脫險由陝飛到洛陽。閻錫山半信半疑,雙手插在腰後褲口,不停地踱來踱去。直到蔣介石的座機抵南京,趙又以急電告閻,閻才確信無疑,閱電後,癱坐在了沙發之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正式爆發。7月14日,毛澤東派周小舟給閻錫山送來一信,提出進一步合作抗日的辦法。月底,閻錫山表示與中共正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8月2日,閻錫山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被任命為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回晉後,將紅軍新改編成的八路軍劃歸第2戰區戰鬥序列,挺進晉北作戰,同時組織了達四十五個團的新軍,並為其配備了武器裝備。9月中旬,日軍侵入山西境內,閻率部迎敵於代縣太和嶺。八路軍115師343旅則進軍平型關,伏擊日軍告捷,殲敵千餘。平型關大捷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一時全國軍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後,閻錫山為阻止日軍南下,在忻口大戰二十餘日,予敵以重創。此戰,抗日將士也損失慘重,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騏、旅長薑玉貞、鄭廷珍以身殉國。此時,日軍改道娘子關攻入山西。閻錫山放棄忻口,令傅作義等部固守太原,激戰兩天後終於失守,11月8日,日軍占領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守臨汾,抗日信心動搖。在同日軍的激烈作戰中,閻錫山的軍隊損失慘重,實力大減。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隸屬於閻錫山的第2戰區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卻在抗戰中日益發展壯大。對八路軍的發展,閻深感不安,心存疑慮。不久就開始采取降日、反共、擁蔣的路線。
1939年12月,閻錫山發動對山西新軍的進攻,史稱“十二月事變”。
1940年1月,中國共產黨派肖勁光和王若飛來和閻錫山談判,並帶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對他的成就作了肯定,並希望雙方再度合作,信中說:“近來山西境內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得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經過談判,迫使他答應不再進攻新軍,限製了雙方活動範圍。
為了重振隊伍,鞏固實力,閻錫山於4月將第2戰區司令部遷往山西隰縣南村坡。由於南村與“難存”同音,閻錫山就把南村坡改為“克難坡”,把戰區司令部駐地稱為“克難城”。這樣,一來表示要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存在和發展的決心;二來表示“克去難存”,便能住下去。他還把1940年命名為“克難年”,果真,閻錫山在這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我們無論如何要以存在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一切為了存在”、“無條件地存在”。他還宣揚他的“唯中哲學”,說“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絕對了,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要準備反共”。同時,閻錫山還在克難坡舉辦“幹部暑期進步討論會”,後改稱“洪桐訓練班”,將軍隊連級以上和行政小區以上2萬多軍政幹部進行訓練。訓練期間,閻錫山親自授課,宣揚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謬論,並用《論語》中的警句來試圖證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閻錫山與進占山西的日軍簽訂了《汾陽協定》,其主要內容是:日、閻取消敵對行動,共同防共;閻通電脫離國民黨政府;日將山西政權交給閻,並為之提供裝備。此後閻分別在日軍占領區太原、汾陽、臨汾等地成立辦事處,進行情報交換和物資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對他的這種降日行為,中國共產黨對他提出多次警告。11月30日,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會見閻錫山,長談三個多小時,向他分析國際形勢,明確表態說誰要投降就打倒誰。這次談話使閻心中有所顧忌,但一時還未放棄降日的打算。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才暫緩了降日行動。次年,日軍不斷逼閻履行協定,並威脅要進軍晉西。閻錫山感到“生存”受到威脅,3月發動了晉西大保衛戰,痛殲日軍。日軍又派代表與閻談判未果,遂用飛機撒下大量《汾陽協定》和有關照片,並對閻軍再次用兵,在晉南消滅了閻的一個軍。此後閻又與日軍勾結,配合日軍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屠殺。抗日戰爭接近勝利時,閻利用與日偽勾結的關係,暗中派人員擔任偽山西省公署職員和縣長等職,以圖奪取勝利果實。1945年他又對日偽敵區行政官員發委任狀,保證將來不對他們以漢奸論處。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國共兩黨全麵內戰爆發。閻錫山的部隊率先和解放軍多次交鋒,敗多勝少。1945年8月,被殲3萬餘人。次年閻仍積極備戰,全力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在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下,山西大部分地區被解放,閻錫山隻能控製鐵路兩側的幾個城市了。1946年,他繼續推行“兵農合一”的暴政,在民間搶糧抓丁,半年內抓走7萬餘眾。他建立特務網,殘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千餘人,女英雄劉胡蘭就是在這種殘暴中被閻軍用鍘刀鍘死的。他在經濟上搞“平民政策”,弄得民不聊生。盡管這樣,時不過三年,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也已是岌岌可危了。
1948年5至7月,臨汾和晉中相繼解放,閻錫山隻剩下太原和大同兩座孤城。年底,太原被解放軍包圍。閻錫山調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他深知大勢將去,一方麵開始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麵又向下屬表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1949年初,閻錫山接見幾名外國記者,指著桌上一些裝有毒藥的小瓶說:“我決心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這些小瓶同歸於盡。”不久,蔣介石要閻錫山放棄太原,速退西安,擔任西北行營主任,負責指揮西北各處重鎮。其手下幹部由美國人陳納德用飛機接走,其軍隊盡量西渡,在放棄太原前,將兵工廠炸毀。但閻不同意這件事,仍然表示要堅決固守太原。
隨著太原形勢緊張,閻錫山變得終日心神不定,坐臥不寧。就在部屬不知該怎麼辦時,閻錫山突然於3月29日下午召集他們開會。他對秘書長吳紹之說:“你把李代總統的電報念給大家聽聽。”吳念道:“和平使節定於月初飛平,黨國大事,待我諸公前來商決,敬請迅速命駕。如需飛機,請即電示,以便迎接,宗仁,儉印。3月28日。”電報念完,閻假意征求大家意見,約半小時後,閻起身乘坐汽車,風馳電掣地由綏靖公署直奔郊外圪燎溝機場,除梁化之和閻的五妹閻慧卿到飛機場送行外,其餘人員均送到大門口,作最後一次訣別。閻到機場後,在人民解放軍大炮的轟擊聲中,匆匆登機,飛離太原,亡命南京。
此前,閻錫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國、孫楚、趙世鈴、吳紹之組成五人組,在太原繼續抵抗,要求他們“與太原共存亡”。
南京被解放軍攻克後,廣州成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閻錫山也到了廣州,並於1949年6月3日擔任了偽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閻錫山上任後,先飛到台灣見蔣介石,然後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議,發表了組閣名單。他首先提出一個“扭轉時局方案”,又製定“全國作戰計劃”:以重慶為軍事樞紐,以台灣為作戰基地。又與陳納德商定,重組“飛虎隊”。7月7日,閻錫山和蔣介石、李宗仁等,以及青年黨、民社黨負責人和胡適、於斌等98人,借紀念“七七事變”之際,在廣州聯合發表“反共救國宣言”。8月3日,國民黨臨時成立的決策機構“非常委員會”,通過了閻錫山提出的“反共救國方案。”
這時,東北、華北已全部解放;駐綏遠的國民黨軍在徐永昌離開幾天後便宣布起義;西北的馬家軍也很快被解放軍擊潰;蘭州於8月解放;粵北的韶關、常德相繼落入解放軍手中。於是,國民政府於8月8日由廣州遷往重慶。接著福州、蘭州、銀川相繼被克,新疆和平解放。
10月14日,閻錫山在廣州被攻克後飛往重慶,又於11月28日飛往成都。在成都,他又兼任國民黨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國戰鬥團”的團長。1949年12月18日,在成都被解放軍占領前夕,閻錫山乘機飛往台灣。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再次出任偽總統,閻錫山辭去偽行政院長之職,由陳誠繼任。從此閻錫山漸漸退出政治舞台,其職位是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這時的閻錫山,住在台灣陽明山之菁山,平時深居簡出,很少參加公開活動,每日埋頭寫作。十年間,他寫了大量反共文章和著作,先後出版了《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孔子學說》、《世界大同》、《大同之路》、《共產主義的哲學,共產主義共產黨的錯誤》、《反共的哲學基礎》、《收複大陸與土地問題》,《反共複國的前途》、《三百年的中國》等著作二十多部。
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病逝於台北寓所,終年77歲。
閻錫山病逝後,台灣成立了以何應欽為首的治喪委員會。委員有於右任、張群、賈景德等人。5月29日入殮,蔣介石親往祭奠,並送一塊“愴懷耆勳”的匾額。隨後葬於陽明山他生前居過的菁山草廬之後,墓碑上刻有“閻伯川先生之墓”七個楷書大字。在風雲時代中變幻了一生的閻錫山,懷著無數的不解長臥在遠離大陸的異鄉,任後世人們評說。
【作者點評】
閻錫山行伍出身,一直以軍隊為其事業的根基,但他並不放棄政治,在山西統治達三十餘年間,將軍政大權獨攬一身,雖蔣介石也莫奈其何。說他是軍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他在每次曆史的關鍵時刻總能極敏銳地嗅出政治動向,取其利者而為之。他其實是以一種商人的眼光來觀察政治和時局的。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最混亂的時期。從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國民黨退居台灣的最初10年,這幾個時期的政治,大多是以軍事方式來進行的,這於他來說正是如魚得水。他早年在官場的鑽營,與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等人的交往過從,與蔣介石、馮玉祥、張作霖等軍閥的分分合合,與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的政治交易,無不體現出他這一政治個性和個人人格。他沒有什麼是非原則,不講什麼國家民族,不談什麼軍人天職,不顧什麼政治道德,全然是一個極端自私的政治投機商。
同時他又是一個有文化有頭腦、飽讀四書五經的封建軍閥,早年又在日本受到軍國主義的影響,他一生的軍事和政治生涯,無不受中國封建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他的處事原則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保存自己實力,發展地區勢力,以抗衡各派力量。他慣用的手法是大耍兩麵三刀,為自己利益而不惜任何手段利用他人,並美其名曰“存在就是真理”。他的這種口蜜腹劍的政治手段,使他在那個時代支撐自己的統治數十年,各派政治或軍事力量都不得不企圖拉攏他,以期獲取戰勝敵方的力量,不僅一次次被他所玩弄,所欺騙,而且又一次次地向他求和又再次受他的騙。這種現象不能說不是中國當時政治和軍事鬥爭的極端複雜性所致。正因為閻錫山是一個經曆宦海沉浮,長期盤踞在山西而又有政治思想的人,有一套思想理論體係,他曾宣揚他的大同主義,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抗衡,所以當時其他軍閥無有能與其匹敵者,才一次次被其所愚弄。
毛澤東洞悉這種人的思想本質,曾對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在其率部抗日時予以聯合、支持,在其執迷不悟而與國人為敵時則予以堅決的打擊,使之逃出固守數十年的山西省,用鐵與血的事實來教育了各派人物,騎牆派是沒有好下場的。對這種不講正義和真理的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風雲人物,怒吼的革命狂潮必定會將他席卷而去。
但全麵地分析閻錫山這個人物時,我們也不得不肯定他在曆史的某一個時期曾經有過進步的表現,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初期,都曾對當時的革命和反抗鬥爭起過促進作用。因此他是一個中國近代史上較為複雜的人物,他的一生給人們帶來許多深層的思考。
(劉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