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鋒
公元642年，宰相魏徵卒，唐太宗親臨慟哭，並追思不已。其後，唐太宗上朝，念及魏徵在世時的諫諍，對左右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見《貞觀政要》卷三，《任賢》。唐太宗晚年所說的這一段話，就是著名的“三鏡說”。唐太宗之所以成為明君、聖主，恐怕與他善於以古為鏡和以人為鏡有關。
現在離唐太宗李世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千三百多年，世殊事異，曆史學家和懂得一些曆史知識的人還每每稱讚唐太宗的英明。
唐太宗也是毛澤東十分欣賞的一代君主。毛澤東從唐太宗那裏汲取了許多經驗教訓是無疑的。毛澤東讀過馮夢龍編寫的《智囊》，在讀到李世民的“用兵之要”時，曾加批注：“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兵力，四麵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6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對唐太宗的用兵之道和軍事才能十分稱許。毛澤東也曾指責過唐太宗在選接班人的問題上犯的錯誤，認為不選文武全才的李恪，而選柔弱不堪的李治繼承皇位，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233—23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至於毛澤東是否欣賞唐太宗的“三鏡說”，由於未見到文字記載，不敢妄斷。但是，毛澤東作為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善於以古為鏡、以人為鏡，善於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則是唐太宗無法比擬的。
毛澤東是老一輩革命家中曆史知識最為淵博的一位，他曾反複閱讀過《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左傳》、《呂氏春秋》、《禮記》、《易經》、《論語》、《孟子》等曆史典籍。就其讀過的曆史典籍和大量的批注所體現出來的識見來看，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曆史學家。
當然，毛澤東不僅僅是讀史書，他也讀《智囊》、讀《容齋隨筆》、讀《搜神記》、讀《登徒子好色賦》、讀《西廂記》、讀《水滸傳》等等。可以說，毛澤東的讀書範圍涉及到史學、哲學、文學各個領域，且均具敏銳的洞察力。以毛澤東的讀書識見和洞察力，以毛澤東的多才博識，他不但為同時代的國內外政治家所佩服，也可以與同時代的學界泰鬥對話。他對一些人物、事件的評價，也影響了一代人、兩代人，並將繼續產生影響。
毛澤東是偉人，是政治家，也是讀書人。作為偉人的毛澤東，他在書海中暢遊，汲取前人的智慧，形成自己的識見和思想，凸現出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有繁忙的黨務、政務，讀書不可能沒有選擇，不可能沒有傾向。作為讀書人的毛澤東，他又確有讀書人的本色和癖好，表現出與一般政治家的不同。這一點，陳晉已在他的著作中指出過：“他（毛澤東）一生中讀的大量書籍同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直接聯係，或者說他並不是有意要從中尋求什麼聯係。諸如他花偌大的精力去考證王勃寫《滕王閣序》的年齡和賀知章在長安做官時有沒有家眷，批注清代納蘭性德的詞，比較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的長聯和阮元修改的優劣，以及詳讀朱熹的《四書集注》，背誦《楚辭》、《昭明文選》中的一些華彩篇章等等。這些純個人化的愛好，我們可視為他在書本裏進行著獨特的心靈對話，在對話中實現一種隻有讀書人才樂於尋求和可能獲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悅愉、審美滿足。其中的快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難為外人道也。況且，沒有讀過的書，對人們來說，就是一個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間，而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人：未知的東西，對他有一種極強的誘惑，他試圖要以有涯之生去盡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間。這是一種智慧的挑戰。正因為毛澤東有如此的興趣，即使他不是一個政治領袖，相信也會是個在學術界頗有識見聲譽的學人。”見陳晉的《毛澤東之魂》第191—19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這或許正是毛澤東的不平凡之處，“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3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讀書不僅僅是他的癖好，更不是一種消閑，他所讀的書以及他所作的評點、他所提倡讀的一些書，更多地體現為政治的需要、現實的需要。就毛澤東矚目的曆史人物和風雲人物而言，亦主要是在於總結曆史的經驗，其評點亦大多具有現實的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