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女兒慧莉出生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臘月，我又得了兒子，乳名老鐵，學名單瑞林。這孩子又白又胖又結實，非常討人喜歡。曲藝團終於走上正軌，由個體變成集體，開始評定工資，文化局派專人到曲藝團任團長書記。在評定工資的時候，我被評為第五級，每月工資84元，我老伴兒是每月98元，此後我由準演員變成了正式演員。別看我在曲藝團屬於五級演員，每月僅拿84元工資，但我每月的收入卻遙遙領先，為此我心裏產生了不平，為什麼我每個月收入這麼多錢，才拿區區84元，而有些老演員他們卻拿著高工資，而收入卻不及我的五分之一。我是牢騷滿腹，難免私下議論，跟知心的朋友發泄。運動一來了，我就成了眾矢之的，首先是攀比思想嚴重，拜金主義至上，我在會上不得不服，可私下裏卻絲毫未減。
現在回憶起來，人家批評我是非常正確的，那真叫一個幫助。年輕人啊稍微有點小名氣，就容易產生攀比思想，尤其在演藝界，更為嚴重。我當時充其量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板凳頭兒大王，與那些老藝術家無法攀比，但思想裏卻滋生了這種惡習，所以奉勸年輕的朋友們在你們小有成就的時候，切記戒驕戒躁，應當虛心學習，不要計較名利，有道是功到自然成，強求的結果都是苦澀的。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門規定，凡屬傳統藝術一律停止，演員必須說新唱新。這道命令使曲藝界的演員傻了眼，因為說書人都是從師傅那裏繼承的藝術，講的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從來就沒說過新書，這道命令等於砸了他們的飯碗。好在鞍山曲藝團有個楊田榮，也就是我那位田榮師兄，他過去在天津的時候說過新書《鐵道遊擊隊》和《新兒女英雄傳》，有一定說新書的基礎，因此他就成了我們說新書的老師，平時以身示範，還開創了一個新書學習班。不管男女演員全都參加了這個學習，要學習如何說新書，我自然一馬當先，其實說新書對我來說並不怎麼困難，因為我有文化，喜歡看小說，對許多新書也很感興趣。經楊田榮一點撥，我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榮之外，就屬我說新書說的好。我曾一口氣說過《草原風火》《新兒女英雄傳》《戰鬥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說，收入並不比傳統書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裏都有同行拜訪向我學習說新書，我也把我個人的體會如實地傳授給他們，於是楊田榮和我成為了說新書的頂梁柱。不久田榮被電台邀請到鞍山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長篇小說《鐵道遊擊隊》《平原槍聲》等，頗受人們的歡迎。每到中午，楊田榮的聲音覆蓋著鞍山地區，從此他從一個茶社名演員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我羨慕得不得了，心說遲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電台，從此之後我在說新書方麵下的功夫一點也不亞於傳統評書。
隨著我說新書小有成就，個人主義也冒出了頭，總感覺到我不僅說傳統評書是頂梁柱，說新書也不含糊。那時楊田榮上了電台，隨著聲望的提高，各單位邀請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電台錄書，所以難以保證茶社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卻比他要高得多，想到這些我心裏非常不平衡，84元工資對我來說太少了。不僅是我，我老伴兒比我鬧得更凶，她的工資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從藝的年頭，應該掙到一百一十一塊五，由於她認死理兒，不會順情說好話。這使她的工資比別的女演員低了一等，為此她更是不平，當時又有孩子，她又鬧情緒，所以說書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那時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資，所以她每月的工資頂多開四五十元，我們倆的工資加到一起，難以維持家裏的生活，尤其我們當初單幹的時候收入多花費大，現在驟然減少，難以適應，每月都往裏賠，把我們幾年的積蓄都要賠光了。我老伴兒實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離團，可是申請了幾次，領導不批，後來她一賭氣帶著孩子離開了鞍山，跑到外麵單幹去了。我嘴頭上說反對她這麼幹，其實心裏支持她，也希望她找個好的落腳地，把我也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