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軍醫而言，我認識的比較多，因為我曾經在救護總隊呆過，自然會和醫生有很多接觸，還有幾個和我成了好朋友。比如我的換帖兄弟葉德，那時他在救護總隊當隨車醫生。雖然都姓葉，不過他是上海人，親戚關係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不過今天不談葉德的事情，我要講的是談瀾，他留給我的印象最深，是我所知最好的戰地醫生之一。
談瀾是長春人，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二十四歲，剛從軍醫學院畢業不久。他常說他父母給他起的名字不好，弄得生來就有個綽號叫“貪婪”，但是他始終也沒有換這個名字，也不知道為什麼。談瀾身高1米74，白白胖胖，圓臉上一雙大眼睛，挺鼻梁薄嘴唇，麵團團笑眯眯的樣子，穿上一件白大褂，配上軟軟的長春口音，讓誰看到都覺得最是和藹可親的一個人。
1875年我進了救護總隊，天天就是從前線往後運傷員。談瀾是前線的戰地醫生，每個重傷號都需要他的簽字許可才能優先後運。不過重傷員實在是太多了，所以他還得在眾多的傷員裏選出最重的來。這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那些傷號都覺得自己受的傷最重，都要求首先後撤。
不過談瀾說這樣向他提要求的人他都不會讓他後撤的，因為“他還有力氣說話，說明傷勢並不很重”。聽起來似乎是很沒心肝的一句話，不過事實也的確如此。那可是中國軍隊最大的一次潰敗，重傷員多得不成話，傷得說不出話的大有人在，如果先送那些還能說話的人下去，那些說不出話的就鐵定要死在前線了。
每次後送我和擔架隊的人就跟在談瀾身後在戰地醫院的病房裏轉——說是病房，就是幾個個一號大帳篷，躺滿了重傷的輕傷的垂死的人，裏麵烏煙瘴氣什麼難聞味道都有，地上到處是血跡和一些你認不出來的粘乎乎的東西，充滿了**和尖叫的聲音，隻要你進去過一次就不再想去第二次。但是我們那時沒有辦法，也隻得硬硬頭皮進去。每到這個時候，談瀾就走在前麵，他的手裏有一疊黃色的紙條，上麵有他的簽名。他把黃紙條放在誰的身上，擔架隊的人就把誰抬上車後送。
那時巴比倫人正在步步迫近，前線的仗已經完全打爛了，在這種一夕數驚，風聲鶴唳的當口，人人都想先走一步。因此很多人每當看到談瀾捏著黃紙條過來，就掙紮著爬起來往他的手裏、口袋裏、懷裏塞各種各樣的東西，最多的是香煙，那是戰場上的硬通貨，還有很多是直接塞錢的，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張黃紙條——在那時就是後方安全的代名詞。因此每次談瀾總是高舉著雙手進去——免得被人抓住不放，他的白大褂上沒有口袋——免得有人往裏麵塞東西，而且很短隻到腰間——免得有人總是拽著他的後擺。他竭力把真正的重傷員優先後送，我從來沒見過他收過哪怕一根煙，老實說在那種地方這可需要過人的定力。也因此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一個叫“貪婪”但事實上一點也不貪婪的家夥。
從1875年1月到6月，我一直在救護總隊。我們這個救護隊從東線向後運送的傷員有三萬三千多人，其中重傷員一萬九千多，幾乎全部都是談瀾經手的，但是最後一次我們去接全體後退的前線戰地醫院人員的時候，談瀾上了我的車，他的行李隻打了兩個包，除了一條破軍毯和一些日用雜物以外，都是他的筆記和醫療檔案，我記得當時我還感慨了很久。
不過說奇怪也奇怪，談瀾在那種糟糕的環境下呆了半年，他還是白白胖胖的，除了頭發長長了不少以外，外形上竟基本沒什麼變化，也算一種特別的本事吧？葉德在那半年裏輕了四十斤，瘦得跟骷髏似的，後來回國時他老媽開始都不敢認他，後來認出來了又跟他抱頭痛哭。在那段時間裏我也輕了近二十斤，不過我原來挺胖的，那以後身材好得多了，而且居然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要反彈的跡象，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875年6月，談瀾和他的戰地醫院被撤退到聖雷吉斯，然後就成了聖雷吉斯陸軍醫院的大夫，我後來還找他看過兩次病。再後來停戰了，我們還一起跟救護總隊的人到東丹島度假，過了很快活的半個月。之後開始裁軍，救護隊的人也裁了不少，我也是在那個時候被調回運輸隊的。不過人雖然調走了，還是跟救護隊的人有些聯係。當時葉德被分在第三醫療隊，談瀾被分在第七醫療隊。葉德的第三醫療隊駐在聖雷吉斯，我常常見得到他。第七醫療隊卻駐在南方集群的薩裏昆，因此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再見到過談瀾。
第二次東大陸戰爭在1880年9月爆發，我們的運送任務一下就繁忙得不得了，整天在車上顛。有時還遇到敵人的轟炸或者騷擾，死人和受傷都是常有的事情。12月裏有一天我們從維魯拉紐運物資去東線途中遭到美國敵機的轟炸，車隊死了三個人，
15人不同程度受傷。也就是那一次，我受了唯一的一次戰傷：一塊彈片劃過我的右臂，開了很深的一條血槽，血嘩嘩的流，整條衣袖都被血浸透了。當時我疼得齜牙咧嘴，手臂發僵，抬不起來，自然也不能開車。正好車隊的衛生兵（鄒晨，上海人，綽號“滿天飛”。那天他在搶救受傷的隊員的時候，有一個炸彈就在他身邊爆炸，結果就變成了真正的“滿天飛”。他死的時候隻有25歲，他的墓在聖雷吉斯的遠征軍烈士墓裏，因為沒有什麼成形的屍體，其實不過是他的衣冠塚）也被炸死了，隻由老劉給我簡單的包紮了一下，然後就拚命往前線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