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無意中卷進文明起源研究，至今出版了8本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書籍，這期間有意無意關注到文明發展的規律。並且，文明之於我常常以千年、萬年計，尺度很宏觀，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宏觀視角—我更願意說這是一種“大文明”觀，以區別於黃仁宇先生的“大曆史”觀。
本書正是以“大文明觀”的宏觀視角出發，分析了從遠古截至1950年的一些地區和國家的文明發展，暗含了對“近代以來中國為什麼落後”這個主題的思考，順便也涉及中國人一直焦慮不已的一些國民性話題。而分析的方法，可能更多依靠了地緣傳播邏輯。
撇開東西方差異不論，今天已是無可爭議的全球化時代，不懂外語的幾乎要被視為文盲，“不了解西方就是對中國的無知”也已是現實。無論人們反對還是歡迎，在21世紀，任何對於中國的評價和設想若不放置在全球體係內，都將毫無價值和意義。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國，就必須先了解西方這個坐標係。這就是為什麼本書意在剖析中國，但很大一部分卻是在談論西方—包括日本，而前麵中國部分隻是個相對薄弱的鋪墊。
胡適曾經說過：“睜開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如果我們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隻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請大家認清我們當前的緊急問題。我們的問題是救國……在這件大工作的曆程中，無論什麼……凡是可以使我們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都可以采用……”
當初胡適那代人救國於危亡的急切曆曆在目，中國在過去一百年裏的曲折發展人們記憶猶新。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國歌裏依然還在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大轉型需要麵臨一定的挑戰與困境。就經濟而言，中國卻明顯進入了“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自在境界，甚至“崛起”也已是內外共識。那麼中國到底能“崛起”到什麼樣的高度？“崛起”是偶然還是必然？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對中國的文明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度清理，或曰總結與展望，十分必要。不過，以我一個非專業人員，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隻能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來自勵了。
胡適他們所處的時代，中國正被日本侵略，麵臨亡國的關口。相較於那個時代，今天中國確實已經有所進步，但新的曆史時期產生的新問題似乎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今天的人們不是更輕鬆了，而是更加困惑—當然，曆史之河永遠如此，新發展伴隨著新問題就是個曆史常態。在今天說“內憂外患”似乎有些誇張，但仔細想想，“緊急”與“危險”都不能算是危言聳聽，故而我這樣一個業餘的曆史研究者，偶爾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了真，最終也就產生了一份“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的衝動與決絕。
以上就是本人不揣鄙陋發表淺見的初衷。無論如何，在一本文字有限的劄記裏闡述“中國文明發展”這樣宏大而複雜的主題近乎一種癡心妄想，唯願拋磚引玉吧。
最後補充一句或許不算多餘，就文明起源問題我持“全球文明同源論”（即“中國文明西來說”）。我相信“西來說”不僅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這本書就是要證明：在“西來說”的視角下，人類文明有了新解，中國文明也有了新解。無論你是否同意我的觀點，你的世界都將因閱讀這本書而得以改變。
2011年初稿，2013年修改定稿
蘇三，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