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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辛亥革命的發動和它戲劇性地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說，並不是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國內外各種因素互相衝撞的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清政府在西太後去世之後采取一係列的愚蠢舉動，立憲黨人不會那麼快地和清政府分手，革命黨人可能依然沒有武裝起義成功的機會，中國社會的發展便也不可能發生那麼大的急劇性變化。
正因為革命的基礎並不是充分地具備，因此，盡管共和的口號叫得震天響，共和的觀念亦深入人心，然而在事實上，辛亥革命的直接後果並不是導致中國立即建立一個牢固而不可動搖的共和國家，而隻能在經過一番急劇性的變動之後，逐步退回到社會經濟狀況所能真正承受的水平上。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之後的複辟與倒退，或許有著許多複雜的人為因素，但從根本上說，這種種現象隻能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曆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在這裏依然起著決定性作用。
辛亥革命的主觀目的無疑是為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它的崇高理想無疑是要推翻野蠻的專製集權政體，建設民主的共和國家。然而崇高的理想畢竟代替不了、抵抗不住殘酷的現實，中國隻能在已有的軌道上繼續前進。辛亥革命的那些誌士仁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除了“中華民國”那塊空招牌外，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並沒有發生多少根本性改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不是不應該發生，而是因為革命誌士的覺悟太早了些，人為的力量太大了些。如果中國按照革命黨人所反對的天演的規律持續發展，次序推開，隨著中國社會基礎的不斷發展與改變，中國資產階級的逐步壯大與成熟，那麼，辛亥革命式的社會變動肯定在中國遲早要發生，不過其結局一定要好得多。因此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的倡導者準確地預見到中國將要發生大的政治變動，但對變動後的未來模式的追求畢竟過於完美。結果，播下了龍種，卻收到了跳蚤。從認識論的立場看，他們顯然不明白曆史發展的辯證規律。他們真誠地追求完美，曆史卻無情地給他們開了一個玩笑。“這不僅在哲學的認識領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它的認識領域中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中也是如此。曆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的；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隻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反之，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製度，都隻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步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2~213頁。
]鑒於此，我們除了要做曆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更要學會容忍曆史發展過程中的缺陷和不完美，相信這些缺陷和不完美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隻是暫時現象，既然曆史發展為它們提供了暫時存在的基礎和條件，那麼，隨著基礎和條件的改變，它們又有什麼理由不退出曆史舞台呢？
不過，作為一次巨大政治變革的辛亥革命，雖然沒有達到既定的目標和理想，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了諸多難題和困惑，但由於這次革命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曆史發展的總趨勢，符合人類的進步潮流，因而，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依然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它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都是中國人最可寶貴的智慧財富和思想資源，永遠值得中國人汲取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