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官司
曼徹斯特大學的英國法教授哈利·司垂特，猛烈地抨擊了法官對保險精算師有關護理需求和通貨膨脹的證據不管不顧，武斷確定損害賠償金的行為。自1969年辛科利夫的判決以來，這位法官所認定的屬“無端猜測”的通貨膨脹，已經讓賠償金額縮水了五分之一。
大衛·瓊斯失去了四肢，他的父親收到了最高的20 800英鎊賠款。讓他們感到沮喪的是，這筆貌似不菲的賠償眼下已經貶值。“要不是因為眼前麵臨的問題，我早就站在法庭上大聲疾呼了……”帕特裏克·波普的母親動情地記錄著她勇敢的兒子，他已經接受了42次手術，卻沒有收到一分錢。其他的報社和電台仍舊是一片死寂，我們也沒有收到更多的電台邀請。這讓人感到無比沮喪。
就在此時，一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讀者填補了這種孤立感。周日早晨，傑克·阿什利議員致電我的家中。他雙耳失聰，需要通過唇讀妻子玻林的轉述進行交流，因而我們的談話稍顯緩慢。他於1966年進入下議院，成為一名工黨議員。之前，阿什利在蘭開夏郡的威德尼斯做過起重機駕駛員，通過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拉斯金學院和劍橋大學凱斯學院學習，並曾為BBC製作過廣播和電視節目。當年，他幾乎獲得了一個內閣職位。隻可惜一個耳朵的小手術，最後讓他的雙耳失聰。他能繼續留在下議院，是因為來自身後的支持和人們對他的敬愛。
一日，阿什利坐在灑滿陽光的花園裏，讀到我們關於反應停的報道，此時恰逢他擔任各黨派殘疾人委員會主席一職。在接下來的這個周二，他與培智和奈特利在我的辦公室會麵，並且問了一些問題。他在最後表示：“那麼，就這樣決定了。贏不下這場戰役，我就不寫自傳了。”
我重印了那三版報道，並分發給了每位議員、主編和電視製作人。阿什利則致信當時的首相愛德華·希斯，不想卻被晾到了一邊（法律事件不能由一個工黨政府或通過這樣的方法幹預）。他又致信對此事負責的大臣基思·約瑟夫爵士，得到的答案也基本無異：“這起案件在法庭上進行，所引發的問題就應由法庭來處理。”阿什利試圖通過早期動議案收集簽名，表明英國釀酒公司協議的缺失，最後也被下院職員長官依法否決。隨後，我們又重印和分發了次周的材料，結果仍是無人理會。《星期日泰晤士報》方麵，盡管收到了數百封支持我們的信件，但議會和媒體的無動於衷，加上英國釀酒公司的躲躲藏藏，我們引起嘩然的願景怕是要落空了。
詹姆斯·埃文斯的妙計和策略，在此時得到了肯定。他有那麼一段艱難的時期，要努力確保報紙版麵沒有混入任何看起來棘手的法律問題的雜質，保持我們法律責任橋頭堡的地位。我插入的幾段黑體短評，公布了英國釀酒公司長期以來否認過失的行為，也重申了我們公開信息是支持進行道德層麵的討論。日後，埃文斯和總檢察長進行電話通氣時，這份謹慎讓他得以保持道德-法律差異的有效性。
埃文斯和海瑟林頓達成了一個諒解：如果得到批準，他願意提供一份報道草稿的副本僅供參考。據此，他們既可以選擇放行，也可以尋求法庭裁定。
埃文斯說服我說，這是一個更好的辦法，有助於強調活動的道德-法律差異。相比而言，出版活動和承擔風險是下下策。10月9日，海瑟林頓致信道：“總檢察長命我轉告，他已經仔細審視了《星期日泰晤士報》9月24日和10月1日刊布的材料，並不準備對已刊載的內容采取任何行動。”不過，信裏還要求我給英國釀酒公司發一份報道草稿。我照做了。不久之後，他們就提出了抗議和申訴。10月12日，總檢察長給《星期日泰晤士報》送來了一紙傳票。
一場宏大的官司就此拉開序幕，其結果界定了公眾利益在新聞自由和法律施用中的天平。聽證會被安排在11月6日舉行，首席大法官到時會蒞臨會議。眼下的情況，讓我們的報道草稿岌岌可危。不過我相信，一番高院的審理定會讓媒體端坐四周，關注審視。於是乎，人人都能加入我們的道義活動，不必瞻前顧後，擔心被檢舉、起訴。
收到信後，我就和身在下議院的傑克·阿什利通了電話。當時，他正前往與下院議長私人約會的路上，準備抗議議會的限製。而我恰逢時宜地告訴了他，總檢察長已間接地接受了我們的道德-法律差異。當天下午，下院議長準許阿什利把他言論自由的案例，放在下議院討論。“道義，”阿什利強調，“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因而沒有理由在法庭上等待判決。”下院議長表示，他會在次日做出裁定。
當天晚些時候，阿什利和下院議長在房間會麵，二人討論了一份“道德的”早期動議案應有的措辭。阿什利讓他相信了劃定界限的可行性。次日，下院議長裁定，隻要阿什利的提案事關道義，就能得到他的首肯。這不但吸引了更多議員加入，也讓阿什利的關鍵性提案迅速獲得了265個簽名，並為一係列議會活動打開了大門。
繼續上訴
我很早就預見到了我們在高院的失敗。多年的法庭經曆，讓我深諳其道。法官席那邊的問題，我也是心裏有數。與首席大法官威傑裏勳爵坐在一起的布拉賓法官和米爾福德·史蒂文森法官，也尖刻地評論了幾句。
當有人建議說，我們刊登報道隻是出於其商業價值時，我要求禦用大律師布萊恩·尼爾提出反對。米爾福德·史蒂文森冷漠地回答：“我著手處理的這起案子，依賴於每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步入證人席，在與法官席平視而對的地方，宣讀了一份不短的書麵陳述。這讓我頗感不適。我本想提供瑞典反應停和解協議的最新消息，不料尼爾提出問題時，被首席大法官所打斷。
“真的嗎，尼爾先生？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全新的案子。這跟瑞典的和解協議有何關係？”
尼爾先生：“如果閣下認為這對法庭沒有幫助……”
首席大法官說：“現階段，我真的不認為你有資格引入新的事件。”
我進一步消耗著法官大人們的耐心。總檢察長已經仔細考慮過，如果我們的報道刊出，英國釀酒公司就可能會麵臨壓力。為了回應尼爾的一個問題，我對法官席說：“法官閣下，十餘載後，我們的法律非但沒能伸張正義，反倒給民眾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創傷。我是在代表我收到的諸多來信發言。讓人倍感不安的是，雖然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但這些受害兒童的父母仍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首席大法官：“你在書麵陳述中已經說了，這些受害兒童父母處在崩潰的邊緣。”
“是的，法官閣下。”
首席大法官：“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法庭上說過的每一個字，都可以在明天公之於眾。如果我們在這裏展開此類事實，就誤會了本次的開庭目的。我需要讓你知道，書麵陳述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你的態度，再給調查施加壓力就是錯誤的舉動。”
判決禁止了我們起草的建議。一旦訴訟程序啟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間的利益天平便失去了平衡。不得“向當事人施壓”的要求得以通過，這也是總檢察長所主張的，盡管他選擇不再起訴我們的報道，並認為這些報道帶來了真切的壓力。法庭沒有對已刊載的報道再作追究，但是他們應該發現，我們在藐視每件事情：“在這起案子中，我們沒有看出篤信法律義務和篤信道德義務之間的區別。”幸運的是，一個不同的觀點已經在議會中被采納，案件暫時被擱置了。然而，這無益於法庭早日做出判決。
我們表示會繼續上訴。關於這出悲劇，我們發現的越來越多，也鞭策著我們不斷工作。能為我們所用的力證越來越多，代表受害兒童家長的法律調查也是全線潰敗；被毀掉的人生也越來越多。
1961年，該藥物從市場上消失，可留下的問題卻剛剛走進我們的視野。就在開展活動前，我們在不同時間裏，對少數的受害兒童父母做過采訪。但到了9月份，我決定聘請記者瑪喬麗·華萊士加入我們的隊伍。她擁有一個心理學學位，並曾是一名BBC電視台的導演，加入我們時正在休產假。我希望她對一些受害者父母進行一個為期兩周的采訪。
十年後，她仍然和反應停的受害家庭保持著密切的聯係。華萊士寫了一本好書，為一部獲獎的BBC紀錄片創作了腳本。她不是那種多愁善感的人，喜歡提些強硬的問題。投身於這場情感的浩劫，讓她背負了巨大的壓力。受害家庭開始不斷地打電話，向她尋求建議。
她拜訪、重訪了數百個家庭，他們生活的境況迥異--從肯特的都鐸式宅邸、格拉斯哥平房和環路上半獨立式住宅，到大篷車和陰冷的高地小屋，應有盡有（有意思的是，還有少數人住在倫敦）。盡管如此，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蝸居在一個搭建在社會邊緣的營帳內十載，整日與孤立和內疚為伴；母親責備自己服用了安眠藥片，數段婚姻在重壓下分崩離析；少數家庭的經濟實力尚能勉強過活。
當超重的無肢兒童步入青少年期，抱上抱下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國家醫療服務體係提供的輪椅隻是一個簡陋的帆布裝置，並不是為這樣的病痛設計的。他們也無法向醫生求助，這些人多因為開出的藥物深感愧疚，擔心自己會卷入官司中。他們特殊的傷害讓醫院不知所措，有些地方的員工甚至拒絕提供幫助。
瑪喬麗·華萊士發現，賠償金的分配非常業餘和不近人情。有一個失聰且失明的兒童，還罹患了嚴重的腦部損傷，像這樣需要時刻貼身照顧的孩子僅僅得到了6 000英鎊的賠償。這與一名家庭情況良好、上肢短小的女孩無異。矛盾不言自明。
但也有一些反應停的受害家庭，用他們的勇氣和努力讓這個漠視的社會感到了一絲羞愧。9月的一天，天色昏暗，瑪喬麗·華萊士乘火車前往亨廷登。當年的事件中，有五個孩子受到的傷害最嚴重。她此行的目的，是拜訪其中一個孩子的養父母。
這戶人家的小屋有上下兩層，看起來搖搖欲墜。“來認識一下我們的特裏。”萊恩·懷爾斯高興地說，並驅車前往了當地的學校，不料特裏卻不見了蹤影。“哦，你在這裏啊，小淘氣！” 懷爾斯驚呼道，抱起不過60厘米高、失去了胳膊和下肢的特裏。在開車回家的路上，瑪喬麗·華萊士抱著男孩，回答著他一個又一個問題：“你從哪兒來？什麼報紙？喲！不是那個！報道有多長？”
回到家中，懷爾斯自豪地展示了一個改變特裏生活的發明。他用少量的金屬和過去的陸軍剩餘物資，為兒子打造了一輛“超級跑車”--一個工作原理與叉車相仿的椅子。特裏能用肩膀操作一個把手，把自己升起到任何位置，與人麵對麵地交談。這也是一部超級小車，他能駕著它穿過家裏的窄門，去外麵玩耍。特裏·懷爾斯很快樂，他和他獨具匠心的養父，抓住了公眾的想象力。
眼下，我們每周都會刊布一個家庭的故事。根據我60年代初在《北方回聲報》的經驗，沒有讀者會拒絕這樣的報道。有人隨信寄來了支票，有人致電詢問他們能做些什麼。我告訴他們去給英國釀酒公司和他們的議員寫信。
《星期日泰晤士報》被卷入了議會活動中。我們向阿什利的各黨派殘疾人委員會做了簡要介紹，我還獨自拜會了衛生大臣基思·約瑟夫爵士。在他位於象堡地區的那間幽暗辦公室內，我試圖讓他相信，如果報紙能給英國釀酒公司帶去壓力，那麼同過去十年間因國家醫療服務體係分發的藥物而備受煎熬的受害父母相比，這種壓力也是避重就輕的倒行逆施。
約瑟夫和首相愛德華·希斯仍舊立場強硬，堅稱政府不能幹涉個人糾紛，並拒絕提供一天全麵辯論的機會。知名醫生湯姆·斯圖塔福特、傑拉德·沃恩和一個重要的保守黨下議院議員組織稍後向希斯表示，他正在倒行逆施。
宣傳活動開始後兩個月，事情在9月29日那天達到高潮。工黨反對派放下一天的工作，進行了一次全麵辯論。我與傑克·阿什利、阿爾菲·莫裏斯和埃爾文·瓊斯爵士一道，受邀前往哈羅德·威爾遜在下議院的房間，討論針對英國釀酒公司的提案措辭，呼籲公司直視自己的道德責任，倡導政府為受害兒童設立信托基金。
阿什利在座無虛席的議會裏，領導了這次鼓舞人心的辯論。一個接一個的演講者上前抨擊著英國釀酒公司。希斯心軟了，他宣布政府會為先天殘障人士設立一個300萬英鎊的信托基金，並在訴訟結束後，為反應停的受害兒童又追加了300萬英鎊。幾周以後，他授意皮爾森勳爵設立一個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負責細查所有的個人傷害問題。
這是一個轉折點。想當初我們發起活動的頭23天，沒有任何新聞機構和電台予以理會。我寫信、打電話，並且寄送了每一篇《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的複印件，仍舊不見起色。即便是一個月後開始刊登新聞條目的《每日郵報》，直至活動發起後的8周才做出了社論評論。引燃這團怒火的原因有三：禁止報道、議會辯論和英國釀酒公司的冷酷。
辯論前夕，一則來自公司的回應是最先出現的信號。希斯的議會私人秘書蒂莫西·基特森，在下議院的大廳截住了我。他詢問我，在英國釀酒公司做出表示後，能否考慮讓宣傳活動偃旗息鼓。我給出的回答是“不”。他們的表示不過是把325萬英鎊的賠償金增加到了500萬英鎊。我告訴基特森，所有從實際出發的評估都顯示，受害兒童需要2 000萬英鎊。在下議院的辯論中，500萬英鎊的賠償方案無人問津。一時間，我們的活動得以自我維持下去。
這起全國性議題登上了每家報紙的首頁，並在每條新聞簡報上排名前列。一家連鎖超市宣布，將抵製英國釀酒公司的產品。大衛·梅森在提供新聞方麵頗有建樹-- 一個撤銷英國皇家許可的呼籲，一次對美國人拉爾夫·納德的拜訪。不過，最重要的動力來自一小群股東，還有倫敦金融城的幾家金融機構。
提供這股動力的，是三位“25萬”先生：記者托裏·萊恩斯、羅傑和薩拉·布羅德。後兩位還是奈特利的鄰居。他們組建了一個股東委員會，終極目標是挑戰以亞曆山大·麥克唐納爵士為首的英國釀酒公司董事會的基本立場。董事會相信，給出去的不是董事會而是股東的錢。麥克唐納的觀點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即公司不虧欠受害父母任何東西，因為受害父母的律師輸掉了案子。他的這一言論並沒有受到千夫所指。
在朗特裏·特拉斯特的幫助下，《星期日泰晤士報》從英國釀酒公司買來了32卷股東花名冊。我們刊登了數百名大股東的名字，讓報紙看起來活像一本電話簿。這也是讀者們熱切希望看到的。得益於新聞這個行當，我的電話從頭天一早到次日淩晨都在響個不停，最後成功地為奈特利招募了6名調查員，協助委員會的工作。
持有股份的地方當局、工會和教堂的電話，快被當地以及其他全國性報紙打爆了。他們大多表示，響應召開一次股東特別大會的呼籲。拿到10%的股東簽名要費些時間，他們持有3 600萬的股份，這個數字同詹姆斯·埃文斯的分析奇妙地吻合了。
《衛報》致電法通保險公司。作為英國第二大人壽保險公司，他們擁有350萬股英國釀酒公司的股份。針對《衛報》的發問，心思縝密的公關部主任帕特裏克·泰利奧爾把問題踢給了董事長羅恩·皮特。他總結認為，有影響力的企業應同時肩負法律和道德的責任。他還補充說，英國釀酒公司不但激起了消費者的抵製，還危害到了自身的商業利益。皮特的道德非難，一下子讓他成為公眾的焦點（他差點因此被盛怒的哈考特勳爵解雇），成了頭條新聞。
之後，另外一些大股東、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也加入其中，包括持有35萬股的大倫敦議會，許多其他的城市和城鎮。
1973年1月3日，英國釀酒公司做出了讓步，表示願意給所有的受害家庭支付總計2 000萬英鎊的賠償，比原先的金額多出了近10倍。
可疑的律師
不過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之前有很多事情不對勁，受害父母的律師也非常可疑。我在董事會的會議室召開了一次會議，並邀請了傑克·阿什利加入。我們和與會的受害兒童父母，以及來自商業、法律和醫療領域的專業顧問，共同成立了一個聯絡委員會。最早提出質疑的保險精算師約翰·普雷維特參與並批準了最後的方案：包括1969年的案件在內，英國釀酒公司對所有受害兒童應負有2 840萬英鎊的賠償責任。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六的一天，傑克·阿什利打電話說，他發現財政部計劃對受害兒童的賠償金征稅。我立刻給次日的報紙寫了一篇社論。接下來的一周，新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從政府基金中拿出500萬英鎊充入慈善信托中，代繳了稅款。
反應停兒童的未來終於有了保障。不過，我們並沒有停下腳步。如果可以確定讓他們深受痛楚的醫學和法律弱點，我們就能從中為社會汲取一些持久的益處。新聞自由並非小事，我們的報道草稿還在禁令之下。高院狹隘的觀點讓人難以接受，並讓公共事務的討論受到單個令狀的支配。而在激烈衝突過程中發出的這紙令狀，隻是流於形式罷了。
上述的想法催生出了兩個事件。首先，我花了八年時間，在最高司法層麵為我們的案子爭取新聞自由。其次，布魯斯·培智和伊萊恩·波特著手複原反應停曆史，以便我們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後能立刻出版。我們曾宣布，在“未來的一篇報道裏”會細究悲劇發生的原委。隻是這一等就是四年。
《星期日泰晤士報》曾有一個房間堆滿了反應停的文件：有關於始作俑者格蘭泰公司的德語文獻，裝滿了三個大文件櫃。另外的櫃子裏，還放有我於1968年從受害父母的藥理學顧問蒙塔古·菲利普斯醫生那裏拿到的英國釀酒公司的文件。文件披露，他們從格蘭泰公司獲得該藥物後，隻做了少量的研究工作；收到首個危險警示後，仍然盲目篤信格蘭泰公司的聲望，繼續銷售；藥物下架前四個月，至少曾有兩名，甚至可能是六名澳大利亞雇員發覺了此事；悉尼的產科醫生主任威廉·麥克布裏德相信，該藥物就是導致他所接生的嬰兒出現畸形的元凶。
被禁止刊載的報道，囊括了上述所有的信息。1973年初，我們對這些材料展開了獨立調查，以驗證有關反應停的普遍聲明的準確性。公司聲稱，反應停在當時的知識條件下接受了嚴密的測試，沒有證據顯示藥物會影響到胎兒。時任衛生大臣伊諾克·鮑威爾的轉述、報紙媒體的重複導致了原告律師的輕信，讓他們對微薄的賠償心滿意足。
在宣傳活動的過程中，曾有評論家高喊：“這是一起典型的醫療教條事件，即認為胎兒會被有效地隔離。”不過他們都錯了。《經濟學人》、《每日電訊報》的商業新聞主編肯尼斯·弗利特，《律師協會公報》和《星期日電訊報》的佩雷格林·沃索恩都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