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任何地位或官職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雇員現在的身份、去向和曾經參與的任務。
國防機密通知隻有在委員會的媒體代表同意官方案件需要審查的情況下，才會予以頒布。這似乎在警告我們，《保密法》禁地不得擅自闖入。總檢察長也許會在起訴中引述違反規則的條例，但是通知本身並沒有法律效力。我決定忽略上述要求。
委員會秘書稱，作為摘要的一部分，有關情報方麵的國防機密通知會分發給所有編輯。《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鐵血律師詹姆斯·埃文斯給我寫了一份備忘錄，表達了他對菲爾比與國防機密通知之間的關係極度不安。我告訴漢密爾頓，我打算對此置之不理。如果我們接受上述兩段的要求，那八個月來的調查勢必會付之東流。
另外，眼下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培智起草的“洞察力團隊”文稿講述了菲爾比如何在戰時抓住機會，將一名鐵杆的愛國者招入情報機構的事情。此人是菲爾比在威斯敏斯特和牛津的校友。20世紀30年代初，二人一起遊曆過歐洲，此人也深知他過去的主張。這是一則菲爾比籠絡個人忠誠的例子。1951年後當菲爾比備受冷落時，以及1959年當他和埃莉諾在霍爾本結婚登記處登記結婚時，此人心甘情願充當見證人的角色。
問題是，就在我們接近出版時，他仍是軍情六處在香港的現任人員。培智為了可信度起見，仍想保留他的名字。對於這可能將英國特工置於危險境地的言論，培智不屑一顧，但在這點上我有所顧慮。培智還認為，把迪克·懷特的名字用“C”代替實在是荒謬至極，對此我表示完全讚同。不過，漢密爾頓則希望二人的真實身份都能夠秘而不宣。
我決定開車去兜兜風。目的地是沃裏克郡的漢普頓露西。初秋的這天，萬裏晴空，男主人西裏爾·約翰·拉德克利夫的花園讓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前上訴法院常任高級法官。遠離情報機構的陰影和顛倒黑白，這樣的感覺真好。
我此行的目的是尋求建議。拉德克利夫曾主持過眾多的安全調查。他曾就權力問題做過裏斯講座。他陰沉著臉，聽我為他描述大概的調查結果。我說我在關於出版是否會損害國家安全上廣開言路，具體的出版方式目前還在醞釀之中。他沒有給出任何意見。
我又詢問了他關於姓名保密的問題。他認為在當前環境下，提及“C”的身份並無害處，但是質疑了我們公開現役軍情六處官員的明智性和必要性。這無疑堅定了我的判斷。
回去後不久，漢密爾頓就接受了我的建議。培智則選擇了保留意見。我知道我們距離出版僅一步之遙。私底下，我向格林希爾提到了伊恩·“蒂姆”·米爾恩（他1968年退休後，成為了一名下議院的高級文員）。他堅稱這會毀了米爾恩的工作，並會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希望我們放棄手中計劃的一係列報道。我告訴他，我不會把米爾恩置於危險的境地。
剩下的就是解決出版時間了。“洞察力團隊”還在追尋菲爾比的其他背叛行為。培智也希望如此：“都已經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也不差這幾周吧？”於是，我又給了他兩周時間。從莫斯科回來後，約翰·菲爾比在列治的陪同下，經常造訪辦公室。一天晚上，他和帕特裏克·西爾共進了晚餐。
9月30日星期六18：00，初版《觀察家報》擺在了我的桌上，報紙刊登了埃莉諾·菲爾比與間諜生活的故事。18：30，我們的故事也付諸印刷：“‘洞察力團隊’披露：英國培養頂尖俄國間諜，領導本國情報機關。”
報道占據了整整一個頭版，上麵還附有那張約翰·菲爾比拍攝的照片。照片中，他那故作隨意的父親站在紅場上，穿著一件開領襯衫，一隻手插在夾克口袋裏。我們的故事是一係列報道的開山之作，因得益於眾多的資源，在內容上更加優秀。然而，有意思的是，兩篇報道的同時出版，多少弱化了影響公眾意識的效果。一時間，天下無人不識“金”。
不出意料，《星期日泰晤士報》立刻在新聞界和議會引起了一片抗議之聲，甚至蓋過了外交部在菲爾比事件上的掩飾行為。其反映非此即彼：要麼菲爾比無足輕重，他的故事不值一提；要麼他相當重要，甚至談及他的故事都會危害國家安全。
多家報紙並非出於官方壓力，或斷言或暗示我們的菲爾比報道完全是一樁“俄國人的栽贓”。1953年退休的“C”斯圖爾特·孟席斯爵士稱，菲爾比在軍情六處無關緊要。然而，很難相信他會派遣一位“非關鍵”先生前往華盛頓，並且能在中央情報局總部自由出入。弗羅斯特節目就曾對菲爾比以及新聞倫理的問題進行了辯論。喬治·威戈嗬斥《星期日泰晤士報》是在破壞英國情報機構的名聲。“騙人的鬼話。”羅伊·湯姆森如是說。
叛徒的指控？
出版製造了信息。首版故事見報後，我們便發布了連載聲明。不久，我便收到了兩封信，所包含的內容，為《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男男女女開啟了另一段陌生又反差鮮明的旅程。這第一封信就來自英格蘭的心髒地帶。
我很好奇下周公布的連載中，是否會包括一宗1945年發生在伊斯坦布爾的事件，我和菲爾比都曾卷入其中。如果有，我的名字也會被提及，我希望能夠在出版前首先閱讀相關文本。這起事件讓我相信，菲爾比既是一名蘇聯間諜，也是一個極度不稱職的工作人員。那時，我采取了我認為恰當的行動。
第二天，奈特利又一次動身前往什羅普郡的偏遠地區，最後在一所位於森林內的大宅前停下。當地的郡治安官為我們開了門。隨後，這位名叫約翰·裏德的前外交官將奈特利領入他的研究。
“1945年夏，我時任駐土耳其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他說，“因為夏天的緣故，我們從安卡拉的大使館搬到了伊斯坦布爾的領事館……”一天早上，他們有客人來訪。此人名叫康斯坦丁·沃爾科夫，表麵上是蘇聯領事，實際卻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的前身，蘇聯情報機關）的區域主管。他想要叛逃。約翰·裏德因為會說俄語，被安排和沃爾科夫麵談，但他並非一名情報官員。
沃爾科夫說，他五個月前在莫斯科進入了蘇聯情報機構總部，手中有大量情報，願意借此換取一條去往塞浦路斯的安全通道。沃爾科夫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倫敦的政府部門中有蘇聯特工，兩人是外交部的外交官，另一個在從事反諜報工作。“這看起來是相當重要的資料，於是我用筆記下了綱要。”裏德說，“第二天，就讓情報員把消息送回了倫敦。”過了好幾周，倫敦方麵才終於派了一名特工過來，不是別人，正是菲爾比。
“我問他怎麼拖得這麼久。‘抱歉老兄，’他說，‘可能是出行安排上出了岔子。’”不久之後，菲爾比便兩手空空地返回了倫敦。裏德嚐試再度聯係沃爾科夫，卻怎麼也聯係不上了。一段時間以後，一架蘇聯軍用飛機降落在伊斯坦布爾機場。據我們所知，這次造訪是計劃外和非常規的，飛機落地不久便迅速起飛。隨行的還有一具從擔架上抬下的人形物體，外麵裹著厚重的繃帶。
“我特意和一名情報官員取得了聯係，轉告了我對菲爾比的懷疑。”裏德說，“但這之後，就再沒有任何消息了。”對這些背叛的回憶，讓他的聲音不住地顫抖。
第二封信來自金·菲爾比本人！他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回憶。他在一封電報中，讓我們派些重量級的人去商談。我本人強烈反對出版菲爾比揚言要出版的書中的任何文章，不過看看倒也無妨。
默裏·塞拉就是派出的人。他是一個看似好飲酒作樂、實則強硬的澳大利亞記者。之後，他報道了越南戰爭、攀登珠穆朗瑪峰和橫渡大西洋等新聞事件，並擁有一份準許觀看俄國空間發射的簽證。
我請求他去莫斯科拜訪一下菲爾比。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菲爾比沒有留下任何地址，就算是小菲爾比也不知道。塞拉一到莫斯科就給克格勃去了電話。得到的答複卻是，沒有菲爾比這個人。他記得菲爾比是一個狂熱的板球迷。有時，菲爾比不得不出門取回放在郵局海外郵箱的《泰晤士報》。
“菲爾比先生？”塞拉對一個手拿《泰晤士報》的男子說。
“你住……住在哪……哪……哪裏？”熟悉的口吃聲回答道。
“列寧格勒酒店。”
“我會打……打電話給你。”
一回房間，塞拉就接到了電話，卻隻傳來一個奇怪的哽住的聲音，就像有人試圖要說些什麼。隨後，對方便掛掉了電話。五分鍾後，相同的事情再次發生。同樣的聲音，哢噠一聲，然後就是一片死寂。
第三次，塞拉問道：“菲爾比先生嗎？”
“請說。”菲爾比異常清晰地回答。
他們安排在位於高爾基大道的明斯克酒店436號房見麵。走廊兩邊站有幾個身著藍色西裝、佩戴槍支的男人。“我對任何可能發生的暴力行為，都做了預先的防備，”菲爾比說，“你逃不出10米的。”
房間裏空蕩蕩的，隻有兩張椅子和一張桌子，上麵放著一個公文包，裏麵裝有一瓶伏特加、兩隻杯子和一把手槍。塞拉問菲爾比：“你對被指控為叛徒做何反應？”他回答道：
沒有歸處，何談背叛？我的一生都在按照自己唯一的生命軌跡行走。對我來說，反法西斯戰爭和反帝國主義戰爭並無二致……我是克格勃的現役成員。毫無疑問，我們是迄今最好的情報機構。我們繼承了菲利克斯·德日辛斯基（創建了契卡這一前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克格勃的先驅者）遺留下來的高瞻遠矚、耐心忍耐的優良傳統。舉個例子，當我一開始為蘇聯工作時，有整整兩年的時間，我與自己的接頭人每周才安排一次見麵，直到確保一切都安全妥當後。我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機會。
外交部長的明信片
菲爾比帶塞拉去了一家餐廳，那裏的服務員體格健碩，把身上的夾克繃得好似層層峰巒。“是亞拉臘山，但是哪一邊呢？”他冒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提議。“《經濟學人》上的猜測很有意思。如果能用布魯克交換克羅格夫婦，我會時刻準備撤回手稿。如果這是克羅格夫婦獲釋的必要條件，我很願意立刻執行。”（1961年3月，克羅格夫婦因間諜罪在英國被判處了20年監禁；1965年7月，傑拉德·布魯克在俄國被判處1年監禁和4年的勞動改造。）
當我把此事告知格林希爾時，菲爾比出書的想法讓外交部焦躁不安。
“你們不能接受這個提議。”
“或許我們不能，但總會有人願意的。”
“我們不能把菲爾比請到《星期日泰晤士報》來，這就等同於把他放到了百老彙。”
盡管我對菲爾比的未盡之言很感興趣，但在《星期日泰晤士報》運作菲爾比著書的事宜上，我比格林希爾更冷淡。另一方麵，漢密爾頓也在竭力反對。
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想保持原創報道工作的完整性和純潔性，我們的嚐試已經受夠了愚昧和妒忌的玷汙。其二，我不願花費人力和精力，梳理手稿中的謊言和曲解。格林希爾堅稱其內容一定會是如此。其三，我沒有辦法給他一分錢稿費，倘若我這麼做了，那就是在酬謝不忠。
我告訴格林希爾我會考慮他的建議。好不容易借著遁詞全身而退，我可不想又引起別人的注意。我心意已決，也竊以為格林希爾領會了我的意思。
然而，外交大臣喬治·布朗稍後的行為讓我幡然醒悟。丹尼斯·漢密爾頓致電我的家中：“你已經被貼上了叛徒的標簽。”
漢密爾頓非常不安。他剛剛出席了羅伊·湯姆森為英美商界領袖舉行的晚宴。在介紹外交部長時，湯姆森講了一個笑話，布朗卻並不買賬。他一起身，就開始廣泛地斥責湯姆森，隨後的發言中絕口不提菲爾比，說罷便揚長而去：
不管怎樣，《星期日泰晤士報》都是在你的控製之下。如果要我說，我親愛的羅伊，你但凡能行使一點點控製權，我們都會非常高興。你和你報紙的行為，正在深深地傷害這個國家。我們中有些人認為是時候停下了，英國不能給俄國人開這個頭。我要求你和你的《星期日泰晤士報》認真考慮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適可而止吧。
第二天早晨，湯姆森打電話給我：“不要擔心喬治。”在晚宴上，他把布朗的言辭稱作“一張典型的外交部長的明信片”。漢密爾頓建議我坐進下議院的新聞記者席，這樣我就有機會接受來自議會議員的公開譴責。然而，結果卻是首相對外交部長的一頓訓斥。
我順水推舟地否掉了菲爾比的書，甚至連看都沒有看。不久之後，該書被《星期日快報》連載出版。格林希爾用典型的外交部式回答表示了感謝：“一切都很準確。”
菲爾比案的調查是“洞察力團隊”的一塊試金石。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小組。盡管我們麵對著巨大的資金壓力，漢密爾頓或湯姆森卻沒有任何怨言。相應的解決方法，更是為以後的努力提供了創造力：在未來的15年，我們把主要的工作彙集成書，付諸出版。眼下這本就是今後30冊書籍的開山鼻祖。它贏得了良好的口碑，並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憑借這種方式，我們得以向公眾展示全部的勞動成果，激勵員工，並為一些高昂的新聞工作提供經費。
盡管引發了抗議的浪潮，我卻從未為菲爾比的調查後悔過。是菲爾比和那些保護他並掩蓋自己無能的人，“正在深深地傷害這個國家”。我們的工作表明，階級團結並非訴諸信任的依據，有太多的秘密讓錯誤和無能成為永恒的主題。
菲爾比一案，讓眾多無辜的生命就此逝去。作為一名前地方性報紙的主編，這也是我第一次和中央政府如此深入地打交道。它的禮貌謙恭讓我著迷，但其奉行的哲學卻讓我不敢恭維。曝光的往日錯誤，經由菲爾比一案鑄成的大錯達到頂峰。外交部或政府認真細致的決議對此無能為力。
逃避和謊言沒有真正的理由。然而，新聞界為失蹤的外交官奔走疾呼，卻是困難重重。對這三個叛徒的任何調查都會讓政府寢食難安。我們的調查可謂四麵楚歌，且花銷不菲。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議員個人容易受到誤導，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因而很難與執政當局相抗衡。接受公眾問責是情報機構義不容辭的責任，至少這在美國是被普遍認可的。毫無疑問，菲爾比一案表明，公眾問責在未來沒有自發產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