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返回英國，在一所臨近戈斯波特的間諜學校進修。事實證明，菲爾比在手槍射擊、徒手搏鬥和夜間破壞方麵是一等一的好手。加之良好的女人緣，他儼然一副特工007詹姆斯·邦德的樣子。格林希爾對此非常反感。另外，眾所周知，菲爾比對拉基酒是欲罷不能，就像伯吉斯鍾情於泰坦瑞香檳酒一樣。
然而，即便我們證明，他曾帶著一把手槍在土耳其邊境遊蕩，卻仍舊無法解釋外交部的惴惴不安。“他們就像果凍一樣。”漢密爾頓說，“我們隻能看不能碰。”我對此滿腹牢騷。
不久之後的兩次交談扭轉了調查：小說家兼劇作家邁克爾·弗萊恩碰巧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從劍橋畢業後，去了曼徹斯特的《衛報》工作。他早先打電話給我，說自己的一個老熟人有意進入新聞業，問我是否能和他見麵。弗萊恩的暗示相當巧妙：當他提到這個朋友來自外交部時，我立刻心領神會。
此人名叫約翰·沙克爾，時年30歲，為人真誠熱心且充滿智慧。基於自身專攻領域，他希望得到一個外事崗位，地點最好在非洲。我告訴沙克爾我們隻有一個在中東的空位。這樣的交談進行了多次。有一天，我在辦公室對他說：“對了，我們正在調查一位你在外交部的前同事。金·菲爾比這個名字你熟悉嗎？”
“菲爾比？”沙克爾麵露緊張，隨後滿臉疑惑地說，“菲爾比？你們想都不要想。”
“為什麼？”
“國防機密通知，女王頒布的。總之你們不會成功的。這可是英國的最高機密。”他隨後叱罵道，“菲爾比是個不折不扣的渾蛋。”
沙克爾顯然參與撰寫了菲爾比造成的損害的報告，但他對此守口如瓶。這無疑讓我喜憂參半。為什麼菲爾比如此重要？我把沙克爾介紹給了我的副手弗蘭克·賈爾斯，他們曾在外交部共事過一次。“我們不能給沙克爾任何任命，”賈爾斯說，“我問他是‘敵’是‘友’，他說是‘友’。”
我讓布魯斯·培智放開手腳，向沙克爾展開攻勢。他告訴我們，調查菲爾比在中東的所作所為是浪費時間。除此之外，沙克爾再沒提供任何線索。事情一時走進了死胡同。若沙克爾的到來隻是為了嚇跑我們，那幕後的策劃者可能要失望了。因為，他的所言所語吊足了我們的胃口。培智相信，沙克爾確實對菲爾比很厭惡，他也是誠心離開外交部的。他對黑非洲情有獨鍾，英國與南非的關係讓他非常反感。
我給予了“洞察力團隊”不少幫助。事情的進展也有了起色。沙克爾抖出爆炸性消息後不久，菲利普·奈特利查到了“約翰·懷特維爾”的真名。“懷特維爾”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英國特工》（British Agent）的書，內容是關於他在35年裏作為低級軍情六處成員的乏味經曆。有傳言稱，該書曾在《保密法》的監督下做了修改，從而得以出版。
奈特利發現，“懷特維爾”的住所位於東倫敦一家破舊餐館的上方，四下望去隻有兩個房間。他的真名是A.萊斯利·尼科爾森，金盆洗手之後背運不斷，退休金更是少得可憐。應尼科爾森的要求，奈特利請他在一家意大利餐廳吃了一頓高檔午餐。席間尼科爾森大談他的“老關係”。奈特利逐漸意識到，自己是在浪費時間。在不露底的前提下，他開始對尼科爾森旁敲側擊地提問。一次次的挫折讓他不再畏首畏尾。
尼科爾森也是一個聰明人，他看出來我們幾經努力，仍未搞清楚菲爾比為軍情六處做過什麼。他很清楚自己病得不輕（尼科爾森在兩年後去世），咖啡和第二杯白蘭地下肚之後，他禮貌、謙遜地向奈特利和盤托出了菲爾比的故事。
培智和奈特利冷靜地走進我的辦公室。“你對這個信息滿意嗎？”培智問道，“1945年，老金被任命為英國情報機構對蘇諜報部門的主管。”奈特利接過話說：“一個主持著我們對俄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個俄國間諜。”
要命的背叛
過去四個月，我們的調查同我們所探索的世界有著微妙的相似之處，它們都如曇花一現，也不曾有任何的文字刊載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我們深知，如果菲利普·奈特利和雨果·楊把調查移步美國進行，周遭的環境必定大不相同。既然1945年的菲爾比如此重要，他在1950年後出任駐華盛頓大使館“臨時”一等秘書時，又在做些什麼呢？他肯定不是在窺探美國人。
也許我們應當考慮在美國開展調查。畢竟，那是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權利法案》賦予了美國新聞業更多自由，其對待新聞和調查工作的態度，也與英國的習慣大相徑庭。18世紀，美國報紙曾為脫離英國獨立建國而搖旗呐喊。這對我們吃了白廳一次又一次閉門羹的記者而言，反倒是一種鼓舞，而非震驚。起初我們也並未意識到菲爾比如此重要。
奈特利造訪了位於羅德島的布朗大學。他在那裏拜會了一位前中央情報局副主管。菲爾比在華盛頓工作期間，中央情報局尚且羽翼未豐。萊曼·B.柯克帕特裏克因小兒麻痹症退休後，成為了一名政治學教授。奈特利在詢問有關菲爾比的事情時，他一直坐在輪椅上。柯克帕特裏克將機密消息和自己對言論自由的熱忱結合在了一起。雖然他在細節方麵有所保留，但對菲爾比卻是毫不含糊：“他是英國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聯絡官。”
這比奈特利從尼科爾森那裏得到的消息更令人震驚。也就是說，在冷戰期間，菲爾比插入西方情報組織的心髒地帶有三年之久。
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大廈，雨果·楊是如魚得水。他以一名國會研究員的身份進入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並翻閱了各種文件。那裏隻有一把椅子，周圍缺少專門的複印設備，楊更無法將它們帶走。好在他可以坐在椅子上，一整天閱讀眼前的文件。
他快速地瀏覽著，突然在一份檔案上停了下來--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對美國造成的破壞性評估記錄。當年，美國國務院以信函的形式回答了來自詹姆斯·伊斯特蘭德參議員的問題。他曾是參議院內部安全附屬委員會主席。伊斯特蘭德在空白處做了潦草的批注。“扯淡！”他對災難的外交掩飾如此評論道。
突然之間，楊發現麥克萊恩是一個重要的原子間諜。之前，沒有人知道他對於俄國人的價值是什麼。麥克萊恩可以接觸到鈾的采購信息，俄方能借此計算出西方準備製造的核彈數量。
同時，奈特利正坐在北弗吉尼亞州的一間農舍裏，與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路易斯·施特勞斯上將會麵。施特勞斯對他說：“當初，麥克萊恩進入我們大樓的時候，好在有警衛陪同。否則我終了的那天肯定會更加苦澀。”
但是，在這個獨特的位置上，菲爾比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兒”？跟隨三個不同的線索，我們發現了一個要命的背叛。這很容易就解釋了外交部的神經質。“去查一下阿爾巴尼亞。”柯克帕特裏克說。“菲爾比讓我們在東歐損失了不少弟兄。”一名前軍情六處成員在羅馬也這麼告訴列治。我們從議員湯姆·德裏伯格處得知，應外交部要求，有關阿爾巴尼亞的部分從他的書裏被刪除了。伯吉斯曾公開抨擊西方幹涉東歐事務，他寫下的這一段，隻說明了其中的災難和珍聞。
隱藏在這些文字背後的，是一個巨大的野心和悲劇。英國和美國曾暗地介入顛覆性活動，以求削弱共產主義在東歐的橋頭堡。1947年，英國首先幫助反共遊擊隊潛入阿爾巴尼亞從事突襲和破壞活動，由此揭開了故事的大幕。
1949年，阿爾巴尼亞時局未定，南斯拉夫則已經和蘇聯決裂。與此同時，希臘的反共叛亂勝利在望。美國人認為，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的垮台，勢必會在巴爾幹半島引起連鎖反應。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整個計劃徹底地失敗了。在阿爾巴尼亞運動的大本營美國，把持華盛頓英美特別政策委員會的不是別人，正是金·菲爾比。
通過尋找生還者，我們重塑了阿爾巴尼亞遠征隊的故事，真相已經被掩埋了17年之久：至少有300人命喪黃泉。一名“洞察力團隊”研究員查到一組為英國林業委員會工作的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和流亡開羅的佐格國王的皇家衛隊組成了一支小規模武裝，在馬耳他的遊擊戰中成長了起來。1950年，這支部隊通過海路和空路滲透到阿爾巴尼亞，卻遭遇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減員。
“他們早就知道我們要來。”一名幸存者告訴《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調查員。滲入者被槍決，幫助過他們的當地人被強行發配到了其他地區。然而，阿爾巴尼亞行動仍舊餘波未平。伯吉斯和麥克萊恩變節，菲爾比被召回倫敦接受質詢。他們又是如何逃脫這一切的呢？
奈特利和巴裏尋求與威廉·司卡登的聚首。這位軍情五處的致命審問人，曾讓福克斯開口“唱歌”。他們在查林十字車站的一家老式裏昂茶館碰頭，頗有勒卡雷的風範。
我們的人稍等了片刻，一個留著小胡子的中年男人從鄰近的桌子蹭了過來，悄悄地加入了交談。他已在那裏有些時候了，一直在聆聽和打量他們。他相信自己本能夠揭開菲爾比的秘密，隻是沒有獲得機會。
軍情五處“平步青雲的告密者”和軍情六處護短的高層先生們，讓菲爾比從夾縫中逃脫。到目前為止，我們掌握的信息是，軍事情報參謀局的間諜捕手和軍情六處采取了折中方案。軍事情報參謀局確信菲爾比有罪，而軍情六處對此感到難以置信。畢竟，他在土耳其完成了雙倍的危險工作。這樣的人怎麼可能背叛他的組織、階級和國家？
未經過冗繁的審問，菲爾比接受了準司法程序的秘密審訊。當時的禦用大律師（QC）、之後成為法官的海勒努斯·米爾莫，曾作為控方律師出席了這個在可勝街軍情五處萊肯菲爾德大廈內舉行的審判。法律界至今還泛著絕望的漣漪。菲爾比使出了結巴武器，略帶嘲諷地從旁證的環孔中溜走。“克星”米爾莫製造的枷鎖形同虛設。
現如今，我們知道的已經夠多了，是時候停下諱莫如深的試探性調查，開始“精準地”調查和問詢政治領袖的活動了。一位保守黨大臣告訴我，剛到外交部，就有人告訴他軍情六處正在保護菲爾比。就像那位聖公會禮文專家告誡過我們的那樣，要“仔細閱讀”。
1955年的麥克米蘭和1963年的希斯都曾說過，菲爾比已經從“外交部”辭職。這是事實，但並不重要。他的外交官身份，由始至終都是為了給他在軍情六處的工作做掩護。貝魯特是一個讓雙麵重諜再次登場的舞台。菲爾比與《觀察家報》雇傭關係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外交部時期。約翰·溫德姆是麥克米蘭的私人秘書，就麥氏迫使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進行人事改組一事，為其做了辯護。當年，軍情五處並不受人重視，該處多少利用了改組的時機，讓其主管迪克·懷特接過了“C”的大旗。懷特是一名情報官員和職業軍官，他一直堅信菲爾比是有罪的。這個任命非常秘密，以致駐倫敦的一名中央情報局新人接手的首個任務就是查清“C”是誰。
順藤摸瓜
這是一則改組和災難並存的故事。我不能寄希望於格林希爾和喬治·威戈。後者是軍需部長和首相顧問，我曾在唐寧街10號與他有過一麵之交。這兩人斷不會告訴我機構的變化和菲爾比在阿爾巴尼亞慘案中的角色。
漢密爾頓曾經傳達過我們的高尚目的，但官方的敵意並未由此緩和。總有人暗示說培智是共產黨人。我為此總結了一套標準的回複：“嗯，他已經被安全地關在葛萊氏法學院路的一家勞動營裏了。”培智早被禁足在一個X計劃的辦公室，逼得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努力評估手頭的現有資源，緊跟日益增多的線索。
到了9月中旬，培智的高水準長篇備忘錄已經蓄勢待發，內容主要是對菲爾比變節行為和其中原委的研究：一段時期內，是什麼讓英國情報部門在一個人的意圖麵前如此脆弱？這無疑填補了20載的空白史。
稍後大衛·列治的工作更是為此錦上添花。電話簿是記者們主要的信息來源。列治在其中查詢到了一個姓菲爾比的人，他順藤摸瓜，找到了“菲爾比.J”--菲爾比第二段婚姻裏與艾琳的長子。
約翰·菲爾比住在漢普斯蒂德一間地下室公寓裏，身邊隻有幾隻阿爾薩斯犬陪伴，他前20年可以說是默默無聞。他曾有誌成為一名戰地攝影師。
“你可以為你的父親拍張照片嗎？”列治問。一個流亡的叛徒與他的兒子，這種辛酸的關係多少會讓兒子流露出對父親與生俱來的感情。約翰·菲爾比不久便遠赴莫斯科，並且帶回了一張父親站在紅場上的照片。一些我們根據已知事實做出的猜測也得到了證實。“1933年，我接到了打入英國情報部門的任務，”他對兒子說，“不管要花費多少時間。”
“菲爾比是一個無聊的家夥。你們應該放下他，多做些克格勃的文章，”格林希爾說，“這個主題更有趣，我們很願意提供相關資料。”我告訴格林希爾，我決意盡快公布菲爾比的部分事宜，對克格勃的東西沒有興趣。另外，我也安排了雨果·楊和他見麵。
他們在旅行者俱樂部共進了午餐，格林希爾還帶來了一個名叫特倫斯·萊基的人。很顯然，他不是軍情六處就是外交部情報分析部的人，這個部門是在戰後為應對蘇聯的宣傳攻勢所設。在他們穿過聖詹姆斯公園，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格林希爾叮囑楊有必要把菲爾比描繪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渾蛋”。
當天下午，楊被安排在了外交部的一間空房裏與萊基見麵。在此期間，他就像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孩一樣，接受著有關克格勃罪孽行徑的宣講，真是漫長、初級而又委婉的一課。幾天之後，他又在報社收到了一封未作標記的信，其中包括了一張軍情六處推測的、巨大的克格勃結構圖。信上沒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楊認為，當局業已放棄了阻止出版的動作，隻是努力讓菲爾比不要以任何英雄形象出現。如此一來，就能自然地提醒公眾，克格勃的魔爪已經伸到了當代英國的大街小巷。然而，9月22日那天，我收到了一則來自廣播和報紙國防機密通知委員會的警告。內容是關於英國情報機構的，具體細節如下：
責令你方禁止公布如下內容：
（1）英國情報機構或反情報機構以國家安全為目的，而在英國內外從事的秘密的情報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