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洞察力團隊”的辦公室狹小不堪，隻有三名記者和一名負責編寫短篇背景材料的研究員。即便如此，基於報紙律師詹姆斯·埃文斯提供的證據，他們依然開展了對博若萊葡萄酒造假事件的調查性報道的探索。
在我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眾多抱負中，最想實現的就是發展“洞察力團隊”，再現W.T.斯泰德所說的新聞“統治作用”-- “洞察力”。
羅恩·豪是“洞察力”的主編，一名高度的懷疑論者，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曾就職於《每日鏡報》。他的副手布魯斯·培智，是一個來自澳洲的聰明家夥，在墨爾本向艾德裏安·迪默（《澳洲人報》的主編，後來被默多克解雇）學了一身本領。不久之後，我又給團隊注入兩劑澳洲血液--菲利普·奈特利和科林·辛普森。1981年，奈特利因為曝光了英國首富韋斯特的逃稅醜聞而一夜成名。辛普森則是一個精明、多產的前軍官和古董商人。豪點燃了一根慢撚的導火索，培智則繼任了他的位置，急欲立下赫赫戰功。
我加入報紙後，就與培智合作展開了一項重大的“洞察力”調查--伊美爾·薩旺德拉公司的汽車保險偽造事件。接下來的十年裏，培智一直充當著重大調查事件的先鋒。
丹尼斯·漢密爾頓成為《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後，常用白芝浩的話形容他和每位主編的關係：“建議、鼓勵和偶爾的警告。”與漢密爾頓共事多年，我從未見他偏離過白芝浩的路線。同湯姆森一樣，漢密爾頓信任編輯的獨立性。“與羅伊在一起，你擁有完全的自由。”他告訴我，隨後補充道，“前提是你不可抨擊女王。”
這就意味著，我們獲準介入女王陛下的政府。理查德·克羅斯曼日記的出版，給了政府當頭一棒。要知道，政府有明文規定，如果內閣大臣希望在30年內公布包括個人經曆在內的紀實文獻，必須提交官方審查。
1964年至1970年，克羅斯曼是工黨內閣一員。他擁有敏銳的目光，善於攫取私下談話和小道消息，更是一個強迫性交流者。他曾在牛津大學教書，對英國憲法極度癡迷，分析起來頭頭是道，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一樣。盡管不失為“值得一讀”，但獨家新聞和逸事趣聞並沒有為他的日記贏來掌聲。反之，相關人士意識到，克羅斯曼決心全盤托出英國政府係統運作的實際情況。不管他的本意是好是壞，其中都包含了首相、內閣政策和大臣討論內容的眾多細節。
表麵上看，克羅斯曼日記向人們展示了集體責任製的信條，其實卻是在掩飾內閣的愚昧和無能。常務官員的權利就是如此，如果一個大臣沒有首相或法官撐腰，就不能對公務人員創作的各部門間資料提出上訴。
然而，一個極富爭議的、重要的憲法改變真真切切地發生了。首相不再是同僚之首，他開始擁有無上的權力。或者，如克羅斯曼所說的那樣：“現在，他能夠輕而易舉地清除黨內的異己分子，甚至比任何一個蘇聯領導人降職或罷免自己的政敵都來得更容易。”
震動英倫的政治八卦
1974年8月的一個休息日，我拿到了首卷克羅斯曼日記的紙稿。
日記裏揭露的這台政治機器的滑輪、杠杆和叮當作響的零件盡顯無疑。哦，這種感覺真是讓人著迷。
克羅斯曼在去世前，就其中兩章的草稿向我征求過意見。克羅斯羅擔心過多的細節描寫會招致責難。而我一直鼓勵著他，結果也讓人相當滿意和興奮。
我很難想象這本日記遭到封殺和刪減的結果。漫步在蘇格蘭的荒野，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我們或許能衝破早已設置好的重重障礙。當然，我明白政治八卦能夠引起轟動，提高《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銷量。對此，我作為主編，自然是毫無異議。
但是，這本日記擁有更為深遠的價值。假若我們按照順序大量刊布，拋棄繪聲繪色的小道消息，就能反映日記的全貌，向人們展現它真實嚴肅的本質。這才是日記的真正價值。不過這樣一來，我們也很難邁過政府的門檻。
作為首相權力和內閣協議的代行機關，內閣辦公室將審查日記。1974年4月5日，克羅斯曼逝世。同年4月28日，我宣布《星期日泰晤士報》將在當年秋天，以連載的形式公布克羅斯曼日記第一卷的內容。
內閣秘書約翰·杭特爵士即刻給珍妮特·摩根博士寫去一封信件。後者是一名牛津大學曆史學家，並做過克羅斯曼的助理編輯。
“像大多數人一樣，我期待看到理查德·克羅斯曼的日記，”他寫道，“但我對《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報道著實有些驚訝……克羅斯曼先生認同提交手稿的必要性。我相信你和（或）他的遺囑執行人會將計劃出版的部分內容提請審查的。”
此前，克羅斯曼已經選定了他的遺著保管人：他的妻子安妮·克羅斯曼和兩個朋友--邁克爾·伏特和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也是喬納森·凱普出版社的執行董事與合作出版商。6月10日，他們給杭特送去了書的校樣。6月21日，兩人被請到了杭特豪華的辦公室。他們看到了一個簡單的聲明：不論刪減與否，該日記都不能在30年內出版。日記中充滿了對高級公務人員政見的細節描寫，這種出版行為會破壞英國政體所依賴的相互信任。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
此時，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國最負盛名的仲裁人，同時也是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的私人律師。格林相信，古德曼勢必能找到解決辦法。他確實也說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盤封殺說辭。
杭特同意考慮一個刪節後的版本。作為回報，古德曼也向他保證，如果遺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會提供14天的預先通知。這樣一來，杭特就有足夠的時間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為連續刊載版權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報》正式介入進來。遺著保管人做出的魯莽決定，將我們拖下了水。
要知道，隻有在日記“準備”出版時，我們才能擁有連續刊載的版權。格林無疑是事件的關鍵人物。他在這出劇中扮演了三個角色：朋友、遺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負責人。在他的建議下，我在7月1日拜會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讓杭特滿意的刪減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喪。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沒有縮小，反倒越來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刪節版的日記，並在9月駁回了這個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講述了事情經過。
“那麼，”古德曼生氣地對杭特說，“日記裏還能說些什麼呢？說克羅斯曼坐在內閣桌旁，閑來無事，安靜地欣賞聖·詹姆斯公園的美景嗎？”
杭特沉思片刻。
“這完全可以，”他終於表態，“前提是你們沒有指出他身邊的其他人員。”
於是，克羅斯曼的遺囑執行人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漢普斯蒂德的勞埃德勳爵和禦用大律師布萊恩·尼爾表示，如果當前的訴訟程序在《國家保密法》之下進行，政府勢必能阻止或處罰我們的出版行為。我們的律師也持相同意見。此外，受限於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協定，古德曼告訴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報》有任何出版克勞斯曼日記的計劃，他一定會得到通知。
這也正是我所思慮的。想來想去，唯一能跳出這個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報紙迅速的特點，打政府個措手不及。這一招需要技巧。克羅斯曼的另一位遺著保管人邁克爾·伏特，現在已是一名內閣大臣。他當初選擇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記者出身。
作為一名記者，伏特理應對出版這件事滿腔熱血，可惜克羅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對下議院和政府內閣更加敬畏。他對能履行自己的公務職責感到無上光榮。
“我答應過克羅斯曼了。”他說。但我不想因為伏特的大臣身份，或者其他複雜的事情讓他處境尷尬。於是，我分別約了安妮·克羅斯曼和格林共進午餐。
因為他們受製於杭特，我委婉地告訴安妮，並更為直白地轉告格林：“眼下可能有這麼一個機會，你們醒來時會發現《星期日泰晤士報》已經刊布了日記。假若這樣的事情發生，也隻是為了幫助日記的發行。當然，二位應當明白，我眼下還沒有這個意向。我更願意征得內閣秘書的同意，刪減選摘內容……”
與此同時，《星期日泰晤士報》裏對日記的“閹割”工作還在繼續。
杭特表示，如果我能夠接受與古德曼相同的14天協議，他會考慮我們的修改版本。我拒絕了杭特並告訴他，我和遺囑執行人的關係受到法律約束，反過來他們也受到自身職責的約束。從一開始，我就明白編輯工作注定會失敗。我們隻是想證明自己曾經嚐試過。
事實上，我一直在為可能的官司做準備。我曾與前“洞察力”主編約翰·巴裏開展了一項複雜的工作。通過挖掘勞埃德·喬治首相之後的過往先例，我們全麵透徹地對比了克羅斯曼日記和同時期經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批準的回憶錄，從而證明出版的合法性。杭特寸步不讓，毅然否決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修訂版本，我也將此事通報了遺囑執行人。
所有人都聚集在這間下議院的小會議室內：安娜·克羅斯曼、伏特、格林、古德曼、丹尼斯·漢密爾頓、約翰·巴裏以及公司的高級律師詹姆斯·埃文斯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律師安東尼·惠特克。
這是一場漫長又緊張的會議。伏特建議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杭特，出版一事將會繼續下去。這個勇敢大膽的想法對我的秘密計劃卻是毀滅性的。在公眾認識到克羅斯曼的立場之前，我們就會為自己“贏得”一張禁令。
根據手頭的法律建議，日記隻能在30年後重見天日。就在這時，古德曼伸出了援手，他建議應當由《星期日泰晤士報》出麵和杭特交涉。
杭特聞訊立刻寫信警告我：“某些情況下，事情不受我的控製。”他總結道，“我別無選擇，你必須保證，在克羅斯曼日記得到我的首肯前，《星期日泰晤士報》不能刊登任何內容。另外，我希望貴方能提供一個至少7天的預先通知，並在（1975年）1月27日（周一）給我答複。”這是我在1月23日（周四）收到的來信。對《星期日泰晤士報》而言，真是有趣的周五和周六。
杭特的信函讓我欣喜不已。他采取的行動，讓我有一個周末的時間免受任何約束或法律限製。這著實讓人為之一振。我已經決定放手一搏，無視警告和後果，抓住機會冒險出版日記。
對我而言，此舉不單是挑戰英倫帝國的內閣秘書，或攫取一篇勁爆的獨家新聞那麼簡單--這是在挑戰杭特所代表的神秘政府的絕對信念。
我告訴漢密爾頓，不論有沒有許可或警告，我都會在周末把日記付諸出版。此事已經討論了多次，沒有必要再把理由具體化。
詹姆斯·埃文斯認為起訴不可避免。邁克爾·伏特建議我們尋求一個法官的裁決。我認為現在事情的走向已經讓人難以接受，我們要給法庭一個機會，讓其強化先前已經讓人無法容忍的對各種出版形式的約束。這時，漢密爾頓離開了幾分鍾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