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二：自始至終，默多克都沒有正視過《泰晤士報》的根本問題。他曾承諾保證報紙編輯的獨立性。到頭來，他卻沒能遵守這份承諾，繼續秉承“誰出錢，誰說話”的辦報原則，強行灌輸政治政策，解雇了束縛他手腳的煩人主編。早知如此，當初議會、湯姆森集團以及《泰晤士報》董事會斷然不會同意這樁買賣。默多克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讓事情越發有趣。他又是怎樣全身而退的呢？這是對《泰晤士報》的發問，更是對“當初”的默多克的發問。
肖克羅斯對新聞記者反複控訴默多克不以為然。殊不知，這是與默多克先生的禮尚往來。默多克莊重地許下承諾，隨後便拋在腦後。他宣誓忠於人民，然後背叛人民。他犯了錯誤，卻又大加掩飾。
這樣的例子遍及三大洲。讓我們細細品味接下來的這個案例。1988年，威廉·柯林斯出版社幾乎步了《泰晤士報》後塵。1981年，默多克在惡意收購柯林斯的過程中敗下陣來。不過，他仍收獲了19%的股權，並且贏得了42%有投票權的股份。他向柯林斯首席執行官伊恩·查普曼發誓，不會再發起惡意收購。當時在場的，有默多克的代表古德曼勳爵和柯林斯的副董事長查爾斯·特勞頓爵士。（他還表示不會行使每年自動獲得市場股票2%的權利，不過他食言了。）在查普曼的帶領下，柯林斯出版社步入全盛時期。日後默多克收購紐約哈珀&勞出版公司的交易，也與他的名望和舉薦密不可分。
然而好景不長，查普曼不久便收到了默氏獨特的“獎勵”：背叛和中傷。1987年，默多克打破承諾，再次啟動全盤並購。他教唆查普曼的副手作偽證，痛斥前者的管理方式。查普曼和董事會極力反對這筆交易。於是，默多克增加了砝碼。在一份惡心的報盤文件中，他提出員工的道德標準過低，公司的核心業務缺乏競爭力。這一切都是為了交易。當默多克將報價從2.9億英鎊提至4億英鎊時，柯林斯的董事會屈服了。他又向董事會承諾，未來的英國柯林斯出版社和美國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在編輯和管理上將各自獨立。不過很快，這些承諾就消失在了倫敦的迷霧中。
1981年，默多克在謀求對《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控製。我也在同一時刻，做出了職業生涯中兩個最糟糕的選擇：放棄與默多克戰鬥，出走《星期日泰晤士報》。那裏是我的大本營，有無數優秀員工的支持，大可有一番作為。然而，虛榮心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原本認為自己能拯救《泰晤士報》，可結果是，我失去了所有。兩份聲名顯赫的報紙，就此失去了各自珍視的獨立性。媒體對工黨的反對之聲也越發扭曲。一個經營通俗小報的跳梁小醜，自此坐上了英國品質報刊的頭把交椅。
1981年，我們本有機會阻止默多克。午夜前5個小時，《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工會幾乎就要向法庭申請法院執行令，這會迫使政府將交易案提至反壟斷委員會。《公平交易法》規定，報紙收購原則上都要經委員會受理。如果默多克堅持收購，他需要就自己的國際交易、媒體交叉所有權和誠信記錄等事宜進行公開作證，湯姆森集團也需要為自己捏造的公司赤字辯護。屆時，所有的問題都會拋給默多克，報紙也能重見天日。晚上11:00，工會以超過100票的否決票推翻了提案。一切又回到了現實。
14名來自“掘墓人社”（Gravediggers’Club）的反對者稱，如果有我的領導，也許結果會有所不同。作為《星期日泰晤士報》主編和執行委員會主席，我並不是工會的成員。不過我相信他們的判斷。我也確實向印刷工會提供過手頭的財務報表。如果他們決定選擇申請法院執行令，這些報表可供會上討論、準備證據之用。隻是，我從未試圖說服任何人為此投票。
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湯姆森集團提交給政府的數據，與董事會和華寶銀行拿到的財產說明書不盡相同。他們通過卑劣的手段，讓《星期日泰晤士報》搖身一變，成了一家虧損的公司。早知如此，我勢必會改變當初的立場。事情的細節將在下文交代，請讀者們自行評判。
當時，我決意堅持內部鬥爭，避免公開衝突。《蘇格蘭人報》現任主編馬格努斯·林克萊特，過去是“掘墓人社”的一名領袖。他曾撰文表示，對我的決定感同身受。他的這份大度，讓我十分感激。
正如梅特蘭所說，悠悠往事亦是遙遙來日，史學家卻很難銘記眼下的事件。現在看來，當時下定這番決心是正確的：湯姆森集團，特別是集團英國執行官戈登·布倫頓和泰晤士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編輯丹尼斯·漢密爾頓，一心要把《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捆綁賣給默多克。二人都曾供職於這兩份報紙，他們身上趣味相投的特點，對《泰晤士報》的主編產生了不利影響。
我與威廉·李斯-摩格通力合作，多少有些相見恨晚的感覺。我們從默多克那裏得到保證，確保了編輯工作高度自由。我們又將目光投向另外一邊，作為《泰晤士報》的第二大潛在買家，《每日郵報》也是一個威脅。他們的報價比默多克還要高出800萬英鎊，而且態度堅決。（約翰·葛裏格在他1993年出版的《泰晤士報報史》中稱，羅瑟米爾勳爵向他親口確認了上述事實。）
我們到頭來發現，選擇與默多克同行，才是最大的危險。這並不是因為信賴他的緣故。事實是，即將卸任的董事會和編輯都曾以為，我們束縛住了他的手腳，把他投入了堅固的城堡塔樓。牢門的鑰匙，其中一把掌握在一群正直的人手中；餘下的，托付給了至高無上的議會。然而，默多克卻能像霍迪尼一般，輕而易舉地抖落身上的枷鎖。他的奸詐詭計，相較於詹姆斯一世時期的政治家，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且聽我娓娓道來。
事實證明，建立在道德假設基礎上的製度是脆弱的。一個執著、聰明的人，能輕易捅破這層窗戶紙。我與《泰晤士報》的決裂充滿了唐突和痛苦。默多克也展示了他波希米亞式的炒魷魚。
近200年來，《泰晤士報》到我已經是第12任主編。現任的詹姆斯·哈丁，是第18任。默多克先前還任命過：查爾斯·道格拉斯-休姆、查爾斯·威爾遜、西蒙·詹金斯、彼得·斯托薩德和羅伯特·湯姆森。
報社的章程規定，主編有責任確保出版物的獨立性。我很想知道，在默多克的監控下，繼任主編是怎樣履行這份職責的。《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安德魯·尼爾是唯一敢站出來的人。他的書有一個很相稱的名字--《全麵披露》（Full Disclosure）。(羅伯特·湯姆森現在是《華爾街日報》的主編，彼得·斯托薩德則去了《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我通過本書和讀者們分享了我的經曆。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主編都能參與進來，分享屬於他們的故事。
對書中描寫的各色壓力，很多人是半信半疑。根據肖克羅斯的訪談，一切都是我憑空捏造的。請諸位看官莫再從默多克的立場出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很不情願搬出事實來證明我的清白。
事實一：我與默多克的症結在於，我不願意把報紙變成撒切爾主義的喉舌。後來的《泰晤士報》也確實淪落至此。不可否認，查爾斯·道格拉斯-休姆對撒切爾的確更有好感。令人費解的是，之後的主編都保持了一致的步調。肖克羅斯承認，默多克的聲音會迅速地傳達給編輯，最後轉化成他樂於看到的結果。肖氏還說過：“對默多克的聲討之聲，大多認為他是BBC和英國電視廣播建設的頭號公敵。”
事實二：我與默多克確實就專門報道議會的問題大吵一架。著名的議會專版和編輯團隊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想必繼任者中，也有人對此感同身受。
事實三：重壓之下，編輯的獨立性會向商業利益低頭。默多克曾暗地將《泰晤士報》的所有權易手，並建議我把消息控製在報社內部。在接下來的十年裏，外來的商業壓力對報道的影響愈加明顯，例如他對天空電視台的野心和對柯林斯出版社的接管。事實的澄清大概會引發激烈的反對之聲，BBC與默多克的商業合作關係，勢必是岌岌可危的。
事實四：經營者決意指使員工破壞承諾和保證。道格拉斯-休姆曾遵照他的指示，解雇了《泰晤士報·商業新聞》的主編艾德裏安·漢密爾頓。不久之後，前者就成為了《泰晤士報》的主編。
事實五：驅逐丹尼斯·漢密爾頓爵士的醜聞。作為默多克的全國董事會主席，他曾為默多克保駕護航。值這位英雄逝世之際，《泰晤士報》的訃告把這段時光從他的生命中抹去了。
事實六：對準確與公正的威脅。在我就任主編期間，默多克對《泰晤士報》的發行量撒了謊，報紙也刊登了這則謊言。隨後，道格拉斯-休姆拒絕發布我的回應函或任何形式的更正。同樣的謊言還轉述給了肖克羅斯。道格拉斯最後悲慘地早逝。事實是，在默多克踐踏一份獨立報刊的公正性時，他曾充當了幫凶的角色。
人們常常問我，對如今的默多克作何感想。說實話，我更關心新聞行業，而不是某個人物。不論是作為編輯、出版商還是曆史學家，在美國的工作都讓人愉快。我曾在紐約社交圈偶遇過默多克。那次之後，我也確信自己沒有留下仇視的情緒。就事論事，他是一個和善的人，有時還會露出些許的娛樂精神。但我也提醒自己，如果默多克可以“棄惡從良”，那麼撒旦就會是彌爾頓《失樂園》裏的主角。
不可否認，他確實做了很多讓人欽佩的事：在沃坪之戰中勇敢麵對印刷協會的挑戰（他戰俘營式的建築品位就讓人不敢恭維了）；憑借第四電視網，隻身挑戰全美三大電視網絡；以其獨有的魄力和洞察力，從容麵對世俗的眼光。如果這些品質能夠與新聞業的正直性聯係在一起，那麼，默多克必定會是一位真正傑出的新聞大亨。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多少欠默多克一份人情。離開《泰晤士報》後，我逐漸被人遺忘，於我而言，卻不失為一段愉快的經曆。曾經多少年裏，《泰晤士報》都將我的生日記錄在案（我越發感覺這是一種對個人信念的侵犯）。辭職後不久，我的名字就從生日佬名單中消失了。沒有了白紙黑字的記錄，我不再留意荏苒的光陰，隻是時不時地校準一下自己所聲明的年齡。遺憾的是，近日我的名字又重回名單之列。或許新版的本書也能夠再次煥發青春。
紐約，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