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在異鄉發跡，但很快就因投資錯誤而背了一身債務，情急之下回到德國避債。當時他已三十四歲，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爐灶。他在科隆又開了一家照相館，除了平常為顧客拍照之外，他擬訂了一個計劃，開始從事決定自己一生功業的重要工作。
人類的家譜
奧古斯特·桑德選了威斯特沃這個鄉村作為研究的對象。他曾如此回憶：
從小我就熟悉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開始我就從個別類型的村民當中，看到一種相同的典型。那是人類品質的記號。
這種以一個特定的地方作為自己記錄一個時代特質的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們同在一塊土地上，說同一種方言，有著同樣的習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種精神化的類型。
桑德盡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當中，抓住同一血緣的內涵。他在不同的臉孔、異樣的眼神、各種各樣的姿勢和互異的裁切構圖當中，都表現出日耳曼民族的驕傲、倔強、嚴肅、不輕易放鬆自己的同一品性。他們都背負著同樣的傳統包袱，在壓力下有著同樣深沉的憂鬱。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中斷。被召回軍隊的桑德也嚐到了戰敗的苦果。戰後，他的攝影棚被急需身份證的人們所擠滿，最後他幹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塊兒，拍成團體照，再一個人頭一個人頭剪下來成為個人照。這種方式養成他日後很喜歡表現群體人物的習慣。
眾所周知，兩個人以上的照片最難拍，因為很難從不同個性的對象中，組合出新的意義來。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裏，卻傳達出“族群”的新含義。
桑德所拍的個人照片幾乎都有一種“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隻是個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強化這種“人類族譜”的特質，明確表達著“我們是這時代的一分子，而非隻是哥兒倆”的境界。
為20 世紀作見證
等為身份證而來的人潮消退之後，桑德的照相館生意才恢複到正常的節拍。他開始感受到德國戰後新興藝術潮流的衝擊，也結識了同年代優秀的文學藝術家，成為現代藝術萌芽期的熱情支持者。他與畫家斯威特結為終生好友。
斯威特努力勸服桑德放棄有油畫味道的凹凸布紋放大紙和放大之後的上脂處理，以擺脫模仿繪畫的趣味。桑德接受好友的建議，開始試驗新的放大方法，用最簡單的平光相機，把底片原有的細節一一再現，沒有原先模糊化的浪漫效果。這樣一來，他的作品中的臉孔更確切地反映出人物的真實性格。
從此桑德信心大增，著手另一項更龐大的計劃，以“20 世紀的人”為主題，進行係列性的攝影創作。
不幸的是，20 世紀30 年代桑德的兒子艾力克因為活躍於社會主義及反納粹政府的活動而被捕入獄，並於1944 年死於集中營。納粹黨人開始搜索市麵上《時代的臉孔》一書及作者家中的底片，並將之燒毀。
這場風暴逼使桑德躲在威斯特沃，他的一些底片也因存放在鄉下而保留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試著將底片理出脈絡來，然而大半不是損壞就是徹底毀掉了。因此，《20 世紀的人》這本巨著始終未能出版，隻在他的專集中以小單元的形式出現。
盡管這樣，桑德仍舊是20 世紀的見證者。評論家赫茲這麼寫著：
桑德成為魏瑪共和國的編年史，橫跨威廉大帝的沒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國在矛盾的激情中沸騰，是一塊夢想和夢魘、希望和墮落交替出現的土地。令人興奮的早期政治自由氣氛，慢慢地轉變成極權帶來的噩運。桑德平靜地觀看，他的相機不帶熱情地追尋德國人的心路曆程……當我們在那失去的歲月搜尋那些臉孔時，我們驚愕地看到自己的反射。
冷靜和誠實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從不去捏造對象，他所努力的就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臉孔上煥發出民族的血緣，而不去故意使別人看起來有特別的意識形態。
他曾對孫子吉爾德—一位攝影家及藝術館長這麼表示：
我從不讓一個人看起來不好，他們自己表現出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鏡子，就是你。
我們可以說，桑德把對別人的尊敬，視為自己的最重要原則—誠實。唯有如此，這些人物才會呈現出人類相同的品質，才會是整個時代的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