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朝野一片反對痛罵，梁啟超仍一意孤行。而其目標不隻在宣戰，還在出兵。這一點其實很重要，日後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以及後來的五四運動的發生，其實都與此有關。當時，梁雖是擔任財政總長，但因剛剛參與過段祺瑞的討逆軍，在內閣中還很有影響。經過他的遊說，段同意參戰。盡管在位不到半年，梁即辭職，而具有決定意義的參戰宣言已經作出。不過，他當時積極建議的出兵西歐戰場，並沒有被段政府接受。這也是中國在此後的和會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的前因：隻能參與和中國問題有關的會議，自然無法產生主導性的影響。這段經過在梁啟超的《對德宣戰回顧談》中有敘述，此文對了解梁出任政府要員時的政治作為很有用，可惜沒有收入《飲冰室合集》，後來看到的人也很少。
即使是世人公認由北大學生發起的五四愛國運動，如果追根溯源，其實也與梁啟超有關。以前偶然看到過伍莊的說法：“民八年歐戰既結束，開和會於巴黎。日本必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時徐菊人（引者按：徐世昌）為總統，有意要出席和會代表簽字。任公正亦在巴黎，深不謂然；即電告當時外長汪伯唐（大燮），囑其萬萬不可承認。倘有困難，不妨商諸蔡孑民，以民意的方式出麵反對。其後，果出現了反對簽字的愛國的五四運動。”這話是1952年“五四”時說的，我當時看到後並沒有當真。後來為了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仔細翻閱《晨報》，才發現伍莊的敘述相當可靠，特別是把梁與五四運動直接掛鉤，很有道理。
1918年底，梁啟超以私人身份遊歐。居住巴黎期間，正逢和會召開，梁即以個人名義展開民間外交。從報紙上可以看到梁在和會期間不斷發給國內的電報，這些電報的接收者是汪大燮與林長民。但因政府1918年9月已與日本秘密簽約，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所以，中國代表、包括梁啟超在內，要求交還青島的一切努力終告失敗。梁最重要的一則電報是4月24日發出的，5月2日見報，要求“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同日的《晨報》在社論位置刊登了林長民的《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也直接向國民發出了“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的呼籲，要求國民“誓死圖之”。5月3日晚，汪大燮即去找蔡元培，蔡當晚九點招集北大學生代表談話，第二天，呼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的北京學生就上街了。這條材料是由當時擔任外交委員會（汪任委員長、林為事務長）事務員的葉景莘所回憶，我覺得可信度相當高，因為是不約而同，可以和伍莊的說法互相印證。
至於伍莊認為，“所謂新文化運動和這個愛國運動是兩回事”，從事實上說確實不錯，梁啟超等人參與的愛國運動是政治運動，胡適、陳獨秀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是文化運動。不過，梁仍與後者有關。隻是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或者可以稱為發動者；但在新文化運動方麵，梁多半已是跟著走。
總的說來，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其在野比在朝時影響更大、更深遠。從早年的參與戊戌變法、從事政治思想啟蒙，到後來的促成五四運動、提倡國民運動，以及一以貫之的立憲追求上，都可以看出。
（原刊《雲夢學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