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梁啟超政治活動的評價
對梁啟超政治活動的評價，民國以前的部分討論比較多。1949年以後，大陸起初是基本否定，後對戊戌變法時期給予了比較多的肯定；接近九十年代以後，才對梁啟超流亡日本以後從事的思想啟蒙與立憲運動有比較正麵的評價。台灣的啟動更早一些，其中張朋園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1964年）與《立憲派與辛亥革命》（1969年），最早著手這方麵的研究，對國內近代史學界也有很大影響。張的著作和他九十年代末的反思，基本上代表了學界在此問題上研究的進展。近年對立憲派的重新認識也充分顯示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立憲派在各省諮議局的力量，張朋園將其概括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梁啟超的立憲政治思想因此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這些情況一般了解較多，不準備多說。
而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包括他在清華的學生張蔭麟等在內，都無好評，認為是其“一生最不幸之時期”，“從政最失敗”。不過，梁反對袁世凱帝製自為，又被人稱讚為“厥功最偉”。因此，其去世後，蔡元培與章太炎的挽聯也都在此做文章。蔡言：“保障共和，應與鬆坡同不朽”；章亦稱：“共和再造賴斯人”。此可謂蓋棺論定。至於其他的政治作為，則以前少有一致的評價或幹脆被埋沒，近年卻已有越來越多的讚許，比如對德宣戰與五四運動，下麵會再談到。
對於政治活動，梁啟超本來很熱心，也有準備。其在日期間，即研究經濟、法律，著有《中國改革財政私案》、《財政原論》、《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論中國成文法編製之沿革得失》等。所以，梁出任司法總長與財政總長並非虛應故事，本來也可以說是用其所長。但經過民國初年進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從先前的“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梁啟超發現，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並不能實現原先的政治理想。所以，不但別人認為他從政失敗，他自己也持同樣的看法。應該說，“理論的政譚家”其實也不合適改變角色，親身從政。因為政治理想可以純潔，而現實政治並不純淨。進入官場，也就喪失了批評的立場，必須遵守另一套遊戲規則，結果不是同流合汙，就隻能急流勇退了。
梁啟超在民國期間的從政是否全部失敗，可以再議。而其挫敗感，除了上述原因，也有個人才性的限製。按照周善培的說法就是：“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此言如從正麵理解，意指梁屬於書生從政，沒有政治權謀與手腕，在機詐百出的官場上實在玩不轉。實際上，梁啟超也並非隻會紙上談兵。如討伐張勳複辟之役，據伍莊說，段祺瑞無錢發軍餉，也要靠梁為之籌劃，讓葉恭綽向交通銀行暫時挪借六十萬元，才有“三造共和”之舉。另外，人事的糾葛也困擾著梁啟超。惠隱作《梁啟超任北洋財政總長時二三事》一文，指梁任用親友，“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雖滿腹理財經綸，殆無施展之餘地”。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書中也認為，除了湯叡（覺頓），從康有為到萬木草堂的弟子，對梁的政治作為隻有拖累而無幫助。梁作司法總長後，同學、親友多來求官，康對梁也有壓力，要其安排同學職位，並特別指定要讓徐勤作廣東省民政長（相當省長），甚至要求梁以去就爭。梁抱怨說：“須知吾非總統，（即總統亦不能幹預各部用人權）豈能為所欲為。”但仍不得不作一些安排。在此情況下，梁與舊官僚的任人唯親差別也就有限。
從政的挫敗感曾經讓梁啟超對政治心灰意冷。他與伍莊發生過爭論，梁的說法是：“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李、杜，曆史就減色不少了。”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