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然大怒、複蘇了體內對我家的蔑視的A，可能不再認為吉裏格是一條狗。衰弱的吉裏格已經不會躲了，一動不動地立直身子，低垂著黑毛茸茸的大腦袋。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會躲，不逃開。它濁啞地呼呼吼著，那聲音--後來我久久回味過，但至今我不能講明那聲音裏充斥著的，究竟是憤怒、絕望、抗議，還是輕蔑。而A愈打愈輕狂、愈打愈滋長了欺負人、侮辱人的快意。“殺了它！殺！殺！”他單調地罵著，充血的眼裏閃著罕見的凶光。
不知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和轉變的。A從吃驚（也可能還有疼痛）到發怒打狗，再到決心殺狗欺主--其實是殺狗鬥主，他要製造與我家決裂的鬥爭--，僅在一兩分鍾之間就完成了。同時，在同樣的瞬間裏，額吉也從吃驚、道歉、嗬斥吉裏格，而突然地轉變為要救吉裏格的命。
白發蒼蒼的額吉死死撲在吉裏格身上，把狗壓倒，用身體護住了狗。我萬萬沒有想到，我簡直不能想象，她居然會有這樣的舉動。
A無法下手了。他舉著馬棒，圍著額吉轉著，尋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縫隙。但額吉拚死地伏在地上，掩護著吉裏格，A被瓦解了，雖然他還在罵罵咧咧--這是他這一類蒙古人的伎倆。他顯然被震驚了，但他還要掩飾，他不知如何收場才好，所以隻好盡著一張臭嘴唇不停地動。
我看見，側麵山崗上，筆直地衝下來一騎馬。阿洛華哥發現了家門口的動靜，他趕回來了。那匹馬筆直地衝下陡坡，濺著一條垂直的雪霧。
這就是我，剛滿20歲時的我目擊的一次打狗欺主。這也是我第一次麵對麵地看到對人的欺侮。那時我沒有懂得這種罪惡源於歧視，我更不可能想象當時我認為已經被壓迫得氣悶的牧民，在未來也可能去歧視別人。
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論歲月怎樣淘涮，直至今天我無法忘記它。也許，連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關於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間的感情，全是因為這個基礎。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後代遠離了那種立場和地位，或者說倘若他們也朝著更低淺、更窮的人舉起馬棒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的一切就將斷絕幹淨。
阿洛華哥馬到門前，為A造成了下台階的機會。他不用尷尬地對著一個襤褸的老太婆舉著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兒子繼續鬥。
我沒有介入。我哥的窩囊脾性早叫我煩透了。他是絕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掄向A的。隱隱伴隨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軟弱，使他也練就了一副嘴皮子。他隻敢說，絕不敢動--兩個漢子吵了個天翻地覆，吵到太陽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僅沒有懲罰也沒有決裂，一個月後A又恬不知恥地常來常往了。
A來串營子時，不敢用頭往包門裏鑽，而是用屁股拱開門，倒著進包。我看見他就惡心，不過，這種人太多了，我後來也就司空見慣。
其實吉裏格睬也不睬他。吉裏格對A如魯迅所說，采取的是最徹底的蔑視。A以後每次來串包，都換不來一聲狗叫。吉裏格遠遠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視著茫茫的草原。
吉裏格終於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後來，有一次，它搖搖晃晃地覓食。那天太陽照得很暖。後來它晃蕩回南麵那片草地上，臥了下來。吉裏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陽光下昏睡，因此誰也沒有留心。
次日，它還臥在那兒。
再過了一天，它仍然臥著不動。我詢問地望望額吉，額吉沒有說什麼。吉裏格那身漆黑的毛被風吹拂得掀動，我無法猜測它在做什麼。
吉裏格就這樣，漸漸地溶化在我們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蝕了，變得淺談模糊。我們仍然不去驚動它。最後，應該說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隻剩下一個架影，像一叢芨芨草，像一個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兒真的出現了一個土堆，上麵密集地長著意草。那一叢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遠地留在了我駐過青春的營盤上。
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我騎馬走過那裏，眺望舊營盤時，總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見那一叢草。
寫這麼一個平淡的狗故事當然不合時宜。不過我早就決心寫寫這件事。時宜是否引人墮落我不關心，但是一個新秩序正在這個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時宜也許使人忘記這秩序可能壓迫自己，因為它公開打著歧視的旗幟。
這一切方興末艾。再寫下去人會說這是故作危言。共鳴的消失，再次證明著人的變與不變。離開那條銅狗的伊朗小夥子，離開那條銅狗的我，都迎著生存、孤立、正義幾個壁立的巨大質問。但是我們失去了人的參照卻仍擁有狗的參照，我們能夠找到答案，製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無論處在怎樣的時代，人類中的美從沒有中絕。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樣動人地追隨，那樣始終不渝。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