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名片一物，是從一九八○年初次出國開始的，在國內看見社會上流行名片，大約是在八十年代後期。不用說，流入的名片非常多。我曾經見過一個老人幫助兒子整理名片，邊整理邊感慨：這是財富啊--因些我也確實曾經信以為真，多少年來無論怎樣處置垃圾，總是收藏著那巨量的名片。後來，實在是不勝其負擔了，我淘汰了一批。再過了些時間，又淘汰了一批。至此次回國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對名片的行為僅僅是“淘汰”，扔掉了一批又一批自認為不再有緣的人的地址，扔掉了一批又一批實在想不起來他們是誰的名片；但重要的是留下了記著的、重視的另一部分。這種做法，在哲學上可能是一種“希望”，在社會學上可能是一種恐懼--人收存名片，也許基於一種求助的心理。單獨的人總有一分軟弱，總覺得有那麼多經過滿麵春風，經過相見有緣，經過相當長的交往和合作而認識的人存在，自己會在為難時獲得支撐。淘汰中的心理更微妙，準確性是變移的，潛在的主導因素是對緣分的判斷，以及對自己力量的判斷。已經無法回憶我是否淘汰掉了真正的朋友，從而也真的失去了哪些朋友了。然而大致上說來，淘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準確性，因為多少年來的事實證明：真正的朋友大多不印名片，比如甘肅寧夏的回族農民們。反之，世界上用名片的多是老外，而他們的名片上往往也隻有一個假名字--北美老外慣於起一個中國漢名，那僅僅是便於他們在中國活動的一個符號，這種“李亞模”“魏頌華”之類印象會欺騙你，你很難憑這種印象在他或她的老家找到本人。
這些都是一般的、沒有什麼意思的知識。
有意思的、充滿快感的體驗，是撕名片。大撕特撕，一紙簍一紙簍地扔，撕光扔淨，把自己與他們之間殘存的瓜葛連同自己軟弱的希望一陣快刀斬亂麻消滅幹淨，是人生一大快事。這個愉快的體驗，是在我一九九二年秋離開國際世界返回動蕩的中國前夕，突然之間實現的。
撕名片的方法之首要原則，是不要對不義的世界再存任何一絲幻想。
應該承認自己的幻想，以及求冀於人的念頭太多。世界像一個順坡往下滑的球，這個坡就是體製。坐在這個球上的人類中，很少有骨血中反抗體製的、不顧生存求完美的人，除了底層，但底層民眾不印名片。你身不在底層又心在底層，那麼就不應該向體製奢求--這道理淺顯極了，但弄清楚它，卻需要一場痛苦的磨難。
一九八九年冬，我由於這種幻想、軟弱和奢求，開始了兩年之久的流浪。由於那個欺騙人的希望，人站到了忍受和規避的刃口上，站到了孤注一擲或者委屈求活的選擇的矛盾中。
兩年，沒有比這更長的兩年了。人能有機會處於一種逆旅時，才可能靠近藝術。偽的藝術（不用說文學這種技能性很差的粗糙藝術）隻有在艱難和困境中，才會從藝術的殼部剝落。殘存下來的人因為不甘於屈服，嚐到的滋味會很辣，但他們在考驗中開始一步步向藝術家靠攏了。
這時你是孤立無援的。首先離開你的，是那些企圖寄生於你的人們。他們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不惜賣身賣命隻圖從你身上分一份利益和名譽--此刻他們要走了，或者是靜悄悄地，或者是反目為仇地，總之他們走得很堅決，正像他們來得很熱烈一樣。
撕這樣的名片很容易。你保留這些名片其實毫無用處：從來是他們追上門來，用不著你寫信；也從來是他們糾纏，而你並無求於他們。你曾經天真地珍惜過，你錯以為他們真是同道，你完全沒有必要地給這些吸血鬼也留了一點溫情。現在他們在患難中撕下了一切麵具，跺腳，忿忿地吃了虧一般也要走了，而你能夠做的，不過是快快撕了他們那肮髒的名字，並且快快忘掉他們的吮吸、偷竊同名的名字。撕這種名片時要忍住惡心；撕時要克服的是真誠的孿生品質：柔軟和驚奇。但這並不難，人在鍛煉中會突然變得堅決，殘酷一般的堅決。轉眼間那些撕碎的紙片扔進了垃圾堆，轉眼間被強塞入的印象便開始褪色。很快你忘記了他們，忘得像撕過名片後又洗過的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