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裏能看見各種外國流浪者。最謙恭的表情屬於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為無法施展而顯得拘束的是伊朗人，無畏地唱著歌跳著舞以求掩飾自己的孤單和慌亂的是拉丁美洲人，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掙小日本兒的錢，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來了。人群中最隱蔽而一眼便可以發觀的是中國人，當浸泡在歧視的空氣中的時候，中國人是不唱歌、臉上也不會出現好鬥的自尊顏色的。
我想著狗的事，趁無事好做和這些流浪漢們尋機攀談。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渦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動。拉丁美洲人跳成一個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沒有人扔錢他們唱得愈凶，藝術原來是窮人護心的盾。我和一個伊朗小夥子偶爾閑談起來。憑著伊斯蘭教，我們能互相信任地談。他被一個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頓，原因是他向警察問路，那警察先把他問了個底兒掉。進入日本的伊朗小夥子大多用旅遊簽證入境，然後四處尋覓重體力勞動--日本人借他們一臂之力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再隨心所欲地收拾他們。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灣戰爭，臭罵美國佬。
這時，有幾個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圍住那群拉美歌手。一個醉鬼不知為什麼亢奮了，摟住那彈吉他的小夥子又蹦又跳，其相醜惡難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為那醜惡醉鬼付了錢--我想起一個打工朋友說的話：日本人真是連男人也要調戲一番的動物。我和那伊朗小夥子停住了閑談，看著狗像前那歌攤。我們都有點緊張，都不知那幾個拉美歌手會怎樣。在這個無恥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藥庫，爆炸隻需非常小的一個火星。
但是，歧視如果有強大的貧富為依據，歧視會被社會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背叛了的社會太冷了，不給你一個炸的溫度。
那拉美吉他手靦腆地、好不容易甩開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樣，在這樣的世道裏人沒法子炸，哪怕讓鬼子“調笑”一通。
我看著這一幕，猜測著換了我會怎麼樣。伊朗小夥子盯著這一幕的眼光陰沉，我一時無法判斷這12伊瑪目派的青年在想什麼。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準確地說，是我和額吉兩人厭惡客人。那個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麼一點像澀穀狗像前麵的西服醉鬼：說他壞似乎又沒有壞到該揍他，說他不壞他一丁點兒一丁點兒地欺負你的心。額吉是一切的原因，因為她的出身問題（她已經是老太婆了還是逃不開出身！）彌漫而來的不祥空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整個冬天我心情煩躁。凍硬的牛糞絆著腳，羊群渴鹽硝已經急得啃圍氈和車轅了。天空一連兩個月陰霾不散，不下雪，隻是白毛風刮得積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點鍾羊群回盤，我們忍著凍忙著圈裏圈外的活。最後忙碌完了鑽進包門時，冬日的草原已經漆黑了。這種時候人全心全意想著的隻是熱騰騰的羊肉麵條；而往往在這種時候不速之客報門進來了。
如果是能稱之為朋友的客，人誰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說牧人。但是若來一種心理上懷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這一套。成群結隊到了一家門口，進門後熱熱鬧鬧地扯皮，氣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類分子、牧主富牧--貴客臨門趕緊張羅還唯恐不及，誰還會去計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到過這種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個月打發這些來客要用一二百斤糧食（《北望長城外》）。不用說，這一套是輪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時和以後很久我都沒有認真思考過人性的這一麵。
我住的阿洛華哥家輪上的，是近似歧視的一種交往。我當時隻是極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蝟無處下嘴，像那個在澀穀賣唱的拉美小夥子一樣。然而，老狗吉裏格可是不管有刺無刺，該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斷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頭眼睛黏糊糊分辨不清，它隻憑一個大致的好惡，並且本能地行動。
那一天是個晴天，羊群疲憊地走不遠便大嚼起來。中午我哥來換我回家喝茶，我就離開了羊群。
拴馬時看見牧民A的馬，配著他漂殼的銀鞍。我進了包，看見額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順便坐在門檻上，和A問答了幾句。
這一天的A和往常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喝著茶，扯扯天氣膘情，草場營盤，半個時辰後他告辭了。
吉裏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