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時代裏可以懷念人。
司馬遷生逢其時，所以總結那雄奇時代時，他的一部部列傳寫得筆下生花。愈節省筆墨愈韻味無窮，《刺客列傳》隻是用殘墨寫了幾位不能不寫的“恐怖主義者”--20個世紀後不知為什麼連中國的電視台也操著一股盎格魯·撤克遜式的正統秩序維護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義者幾個字時帶著一種判死刑的味兒，--但那《刺客列傳》卻是偉著《史記》的壓卷之筆，永遠地放射著難言的、異端的美。
活不在那種時代則容易懷念狗。
比如前蘇聯就製作過一部狗電影《白鼻姆黑耳朵》，讓人感動不己。近年來狗電影、狗電視、狗文學不用說，養狗之風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認為其中深藏著人類的時代感和潛意識。
在日本，連狗都知道在東京澀穀車站前麵有一隻狗的雕像。不用說，帶著一個動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戰亂離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兒等，一直等得死在它與主人約定的地方。日後，日本人為了抒發忠誠和宣揚這種死而不渝的品質（日本人非常重視這種“不渝”，侵略戰爭過去半個世紀了，而他們有幾分“渝意”呢），--在澀穀為此狗鑄了銅像。至今凡約會在澀穀的人都流行把地點定在狗像前邊，以表示自己也那麼忠誠，至少能做到不見不散。
在東京掙紮著的百萬外國人對那條銅狗大體上態度淡漠。大約是在那兒約得多了，發覺隻是給那條日本狗做了宣傳，而事實上日本人遠非那麼守信用，尤其是無利可圖的時候。於是，懷念故鄉狗的現象就產生了。
狗的回憶，有複雜的動機，也有複雜的聯想。世上狗文學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噓；比著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靈。不節製的例子，有描寫狗不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見過的狗卻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烏珠穆沁，我在那兒插隊的第三年。不用說，牧人家都有幾條狗。我家的幾條狗中，有一條名叫吉裏格。這種狗名字其實不算名字，草原上吉裏格這個音類似於狗的通稱，也類乎一種喚狗的聲音。
吉裏格可沒有那種鬥虎鬥豹的奇遇記，有沒有直接與狼廝咬過，也弄不清楚了。它隻是一隻忠實的北方牧羊犬，壯健多毛，腦殼碩大，渾身是黑色，喜歡臥在氈包的正南方---監視著一切走近的異己者。那一年它大約是十七八歲，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滯、瞳孔混濁，嗅覺也已經失敏。牙齒軟了，額吉每天留心給它弄些稀食喂。它摟著一塊骨頭左啃右啃咬不下肉來的時候，額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著它。
那一年不僅僅是狗虛弱的一年。我插隊住進的這一家牧民，因為說不清的複雜家族關係，在政治上正處於一個或者光榮地留在革命陣營，或者危險地陷進牧主階級的邊緣。草原不動聲色、但是陰沉地把一種薄薄的恐怖氣氛送過來，讓它彌漫在我們家那頂灰舊氈包的四周。
--不是那時身在其境，不是那時身困其間，今天我是絕對無法體會也無法總結的；那時我們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撻，我們這個家族包括我這名插住其中的知識青年，都在忍受人類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視。
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的東西最真實。
那個冬天來我家氈包串營子的人依然很多。我們包裏的成員，包括剛剛4歲的男孩巴特爾，神色中都有一絲小心翼翼，有那麼一點逢迎和膽怯。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我，剛滿20歲的我那時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氣昂地來串營子的牧民。對他們我冷淡而懷著敵視，但那座氈包不由我作主，說透了我是這個包的緣份更遠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額吉的獨子阿洛華哥，他那賠笑臉說奉承話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討厭透了。還有一個例外是吉裏格，它老糊塗了，忘了世態和處境，有時會突然悶頭悶腦竄出來，咬住人的氈靴不放。它的牙齒已經沒有勁頭，齒尖也不再銳利，所以一般是能嚇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會咬出血來。
真是那樣：人弱得沒有說一句硬話的勇氣，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突發事變，並沒有戲劇性和什麼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積雪平靜地隨著寒風變厚，一切都循著秩序。當一天天都是有苦說不出來時，那苦也就無所謂苦了。
1992年冬，當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猛地悟出了我與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間情分的緣由。
在東京每當路過澀穀，我都繞過去看看那條銅狗。看著它時心裏想起了吉裏格，我變得懷疑一切編造的狗故事，我覺得我這種心情與澀穀聚集的各國流浪漢們非常相似--因為在他們的神情中也有一絲對那銅狗的隔閡和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