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對一些評論產生了懷疑。無論如何，我的關於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書在一個方麵被人誤解。有人替醫生辯護來駁斥我，好像是我宣稱醫生們一般都不勝任分析實踐，好像是我發出了一道口令：拒絕醫學援助。這不是我的意圖。對我的這種看法或許是由於我根據我的觀察（目前該觀察結果存在爭議）曾說過這樣的話：未經訓練的醫學分析家甚至比非專業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許可以用小說《天真的流浪者》中有關如何評價女性的諷刺語的回答來清楚地表達我的觀點。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軟弱和麻煩的品性。“都一樣，”他的同伴回答說，“女人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東西。”我趨向同意這點：隻要我渴望的分析訓練學校還沒誕生，那麼已經有了醫學初等教育的人就是從事我們未來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選。然而，我們有權指出，他們不該誤認為那初等教育是完備的，應該克服接受醫療學校教育所帶來的片麵性，並努力研究內分泌學和自主神經係統，在心理學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實。我也讚成這樣的看法：隻有醫學分析專家，即隻有研究了所有有關心理現象與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學基礎之間關係的問題的人才能夠處理好它們的關係。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並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麵而言，若沒有那些受過心理科學初級教育的人的合作，我們將一事無成。實際上，我們習慣於——確實，順便提及一下，我們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醫學的和應用的精神分析區別開來。但這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區分。真正的分界線在於醫學與非醫學領域中的科學的精神分析與它的應用。
在這些討論中，我們的美國同行表達了對非專業人員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對意見。我認為我給他們的回答是恰當的。假如我說他們的反對是源於現實的因素，那我就不應該受到為爭論而濫用精神分析的譴責。他們見到的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非專業精神分析家們為了邪惡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結果不僅害了病人，也玷汙了精神分析的好名聲。因而，他們憤慨地把不審慎的濫用精神分析者的範圍定得太大，以致極力阻止任何非專業人員的精神分析，這並不奇怪。而這些事實也降低了美國在精神分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因為僅僅考慮到某些實際情況，不能判定非專業精神分析家能否實施精神分析，美國當地的狀況也不能對我們的觀點產生唯一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的美國同行們，基於美國當地的情況而通過反對非專業人員精神分析的決議，在我看來是行不通的，因為它不能影響控製情境的任何因素，這樣做無異於強行壓抑。假如公眾不支持反對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運動，如果阻止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麼給他們以訓練的機會，承認他們的存在這一事實，豈不更有利？或許這對他們能產生一些影響，也不一定。另外，如果向他們提供允許他們成為醫學專家的機會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們怎麼會沒有興致提高自身的倫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於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