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無論是通俗寫作的媚俗之姿，還是革命寫作的激進之態，都不是沈從文讚賞的。找書商討錢的日子，畢竟不好過。他寫道：“下午，想走動，看看錢，還有四十一個銅子，所以大膽走到龍華路新月書店編輯處去……”不曾想更壞的還在後麵。即便沈從文這麼瘋狂地寫著，還是應付不了人在上海的巨大開銷。1929年6月，沈從文已經幾乎揭不開鍋了。久病在床的親娘，也被迫餓了一頓。書店拖欠稿費，沈從文無計可施。他隻能寫，拚命寫，即使鼻子流血，也隻好捂住，繼續伏案。此前他還和幾個朋友辦雜誌，但很快，幾個刊物都關門大吉。十萬火急，好在徐誌摩出現，推薦沈從文去中國公學教書。胡適當時在那裏任校長。
胡適、徐誌摩，這些都是新月派的骨幹，他們要麼有雄厚的家庭背景，要麼有顯赫的留學經曆，海歸過後，也大都能在國內找到不錯的教職，生活優渥。沈從文以小學學曆，被胡適提拔為大學教授，其感激之情，可想而知。而且，胡適對他的幫助，不止於此，沈從文的愛人張兆和，也是經過胡適的大力撮合，才與其“終成眷屬”。以徐誌摩、胡適這些人歐美派的海歸為切口，沈從文的生活麵漸漸打開了。他不再是那個光靠爬格子賺稿費，混跡亭子間、小書店才能生活的落魄名作家，而是轉身一變，成為了教授兼作家，既能教，又能寫，還娶了一位美麗的太太，當年那個從湘西走出來的不起眼的愣小子，就這麼開啟了屬於自己的“上流男孩”之路。
可以說，上海生活，對於沈從文的一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是他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關節點。上海生活是一劑催化劑，推動沈從文向前，讓他破繭成蝶，一飛衝天，轉身做名流。上海生活徹底改變了沈從文的“三觀”。它讓沈從文更加明白，自己喜愛什麼、厭惡什麼。事實上，在離開上海之後，沈從文對這個自己的發跡地並無好感。他後來對所謂“海派”下過定義，認為它是：名士才情+商業競賣，並一手挑起了京派、海派之爭。
在去上海之前，沈從文的文學世界，是混沌的，仿佛有那點端倪，原始湘西，有神話，有美男子，也有怯怯的、猥瑣的人。他自己也沒足夠的信心。在離開上海之後，沈從文文學上的轉變，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他更清楚自己愛什麼、恨什麼。在他的文學殿堂裏，湘西世界和現代文明，對峙而立，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對話。這當然是文學。但其實，在沈從文對城市文明的恨裏，我們也不難感受到他作為一個“鄉下人”的自卑。沈從文開始尋找自己精神上的皈依，在文學上要尋找，在現實中同樣是。
1931年，二十九歲的沈從文在徐誌摩的建議下離開上海，去北平尋找新的生活。但他對在北平生活還是沒有足夠的信心。在給王際真的信中他寫道：
六月的北京真是熱鬧。詩哲在此，陳通伯夫婦在此，梁思成夫婦在此，大雨也要來了，陳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還有許多許多事情，全是那麼湊堆兒在一起……我不久或到青島去，但又成天隻想轉上海，因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隻有在上海才寫得出也才賣得出的。
名流彙聚北平，我們不難想象沈從文內心深處的自卑。他還沒能徹底融入歐美幫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