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閩都文化與中國現代化”論壇小結
趙麟斌
2011年上半年，閩都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本研究會的成立，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福州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福州的文化軟實力，從而有效地為社會和現實服務。為了踐行這一目標，我們認真籌備、精心組織了本次理論研討會。首屆論壇旨在為海內外關心關注福州文化建設的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搭建一個開放多元的平台，探析閩都文化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決定舉辦論壇的過程中，研究會曾召開14次會長辦公會，進行專題研究，從主題的確定到召開的時間、地點等，都經過了嚴密的商討。從2011年7月底發出論文征集通知以來，共收到論文83篇。論文收集之後，我們邀請了各方麵的專家學者共11人對提交的論文進行3輪的評審，包括初審淘汰、二審提出修改意見到最終確定入編論文3個階段。經過嚴格的篩選，入編本次會議論文集的共有56篇。下麵我就本次會議論文的基本情況向各位做個簡要的彙報。
一、會議論文分類
本次會議論文內容豐富，新見迭出。涉及的範圍有以下幾方麵：（一）閩都文化總論；（二）名人專題研究；（三）船政文化；（四）書院文化與教育；（五）城市建築；（六）海洋文化；（七）民俗文化與文物保護。我依次略作評述。
（一）閩都文化總論
這類論文占的比重較大，將近參會論文的六分之一，如趙君堯研究員的《從地域文化走向全國文化——試論閩都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遊友基教授的《閩都文化特質論》、張蘭英女士的《閩都文化現代化芻議》。
其中趙君堯一文，既指出了福州的區域文化特征，又揭示了作為區域文化的閩都文化對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作者將閩都文化置於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時空觀念之中加以審視，從宏觀整體的高度闡析了她對中華文化的豐富和發展。文章特別提到，閩都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主要在兩個曆史時期：一個是在宋代，開閩學先河，承理學南傳、成理學中心。另一個是在近代，從閩都走出大批救國濟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為引領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進而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論文提綱挈領、簡明扼要，對於我們把握閩都文化的特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我的《閩都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在參考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文章追溯了閩都文化的曆史淵源，從宏觀角度把握了閩都文化的內涵和特征，指出：“閩越文化為其源，閩都學術為其根，船政文化為其魂，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重商文化乃是流淌於這棵文化大樹裏的經脈，它們一起構築了固守傳統與開拓進取兼並，堅持特性與包容並蓄具備的閩都文化精神。”文章的最後立足海西建設大局，提出了閩都文化為海西建設服務的現實意義和構想，希望能為閩都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
張蘭英女士的《閩都文化現代化芻議》一文則著眼於閩都文化的現代化特征和現代意義，從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重視現代人才的培育、愛國自強的彰顯3個方麵，闡發了近代閩都文化的精神內涵。文章強調曆史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現代應當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在新的曆史時期，閩都文化必須通過創造性整合，切實完成繼承與超越的雙重曆史任務，以利於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作者站在曆史發展的高度上把握了閩都文化的價值，對於當前的城市建設發展有較大的啟發
（二）名人專題研究
本次大會的論文交流中，這方麵的成果最為豐碩，說明學者們對閩都名人研究還是較為全麵深入的。
在眾多的閩都人物研究係列中，嚴複依然是一個大家關注較多的
汪毅夫先生《嚴譯〈天演論〉與“沙聚之邦”的社會問題》一文，是作者對自己早年研究《天演論》的論文的反思。文章認為：“嚴譯《天演論》實際上也是嚴複的論著，嚴複介紹了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的要義，也介紹了嚴複本人和其他學人的相關意見，《天演論》是一部內容宏富的學術著作；《天演論》介紹的赫胥黎關於用情感來強化社會結合的理論，以及近代中國思想界從《天演論》獲得的危機感、使命感、責任感、認同感、道德感等乃是強化社會結合的凝聚力，完全切合於近代中國在社會結合方麵的問題。”汪先生的這一論斷是精確不移的，對於我們全麵把握嚴複的思想和深入解讀《天演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更為可貴的是，汪先生在文中說道：“我作為老年學者檢討舊論，知其雖有可以持論不移的部分，亦有應當自我批評的問題。我願不斷追求學術進步。”汪先生這種“反思檢討和自我批評”的學術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與學習的！
嚴複研究專家馬勇研究員《走向富強與叢林法則：嚴複思想再估計》一文指出，鑒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嚴複向中國人傳達了《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以為中國人隻有適應了叢林法則，方才有可能在弱肉強食的近代世界贏得地位，嚴複的這些思想從其淵源上說是激活了傳統中國最不待見的霸道政治，但這一思想在促使中國走向富強的同時，也激活了唯利主義、功利主義，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正反兩個方麵作用。馬先生的這一論述給我們提供了較為理性的啟示，我們同樣也期待現代社會對西方叢林法則能有個比較柔性的理解和全麵的認識。
汪征魯與薛菁教授合撰的《侯官新學述論》一文，則係統全麵地探討了嚴複的新學思想。作者首先分析了晚清新學的演化序列，然後提出了“侯官新學”的說法。“廣義而言，侯官新學是指在福建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曆史文化背景下，在兩宋以來閩學的浸潤與觀照下，以及清朝末季這一地區中西文化之交流激蕩中，誕生出來的一個文化學派。”“狹義而言，侯官新學特指嚴複的新學思想。”文章重點論述了狹義的侯官新學，作者認為：嚴複的新學思想是晚清新學的集大成者，其以進化論為世界觀和方法論，以“三民論”為救國方略，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取向，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驅。文章高度肯定了嚴複新學思想的深刻內涵，從而凸顯了閩都文化在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作者以恢弘的學術氣魄，果敢地提出了“侯官新學”這一新的學說，這不僅將閩都文化研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林怡教授《後生霑被定誰賢——論陳寅恪對嚴複的繼承與超越》一文辨析了嚴複和陳寅恪之間“學業之因襲”的淵源關係，認為：嚴複思想直接並深刻地影響了陳寅恪。“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嚴複和陳寅恪共同推崇和努力踐履的現代理念與人格操守。陳寅恪以他一生的實踐，繼承並超越了嚴複，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學人。這雖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也為我們提供了別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