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統與現代不可簡單二分
嚴複作為船政學堂的優秀學員，近代中國第一代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在翻譯西方經典與宣傳西方民主、科學、進步史觀等啟蒙思想上有著傑出的貢獻。然而，由於受傳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他晚年在思想上所表現出的“保守化”、“反啟蒙”的特點，引發了人們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的深入思考。
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除去其個體特性差異之外，都是對他們出生前人們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複。”“新事物的形式與實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度存在的事物，並且以這些事物為出發點和方向”。羅國傑認為：“傳統就是已經過去了的事物，是長期以來積澱在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心理中，並在今天的現實中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的一種現象。”傳統不是陳舊落後的東西，而是一個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文化傳統。
在人類文明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在不同文明形態的相互激蕩中，技術甚至製度層麵的東西都可以日新月異、與時俱進，但更為深邃、複雜和高級的審美經驗，一旦積澱為某種範式，就成了該民族的深層記憶或集體無意識。作為後發外源型現代化，現代性對於中國文化傳統而言，是異質的，兩者的衝突在所難免。中國人的現代化就是在傳統與現代的激烈衝突中艱難地獲得現代性精神內涵的過程。“成功的現代化運動不但在善於克服傳統因素對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於利用傳統因素作為革新的動力”。
今天，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啟蒙的人士，對啟蒙理解過於單一，雖然態度不同，但遵循的是同一個簡單化的邏輯。當我們重新回到早期啟蒙思想家，會發現他們複雜得多，哪怕同一個人，無論是歐洲的帕斯卡爾、盧梭、亞當·斯密，還是中國的梁啟超、嚴複、李大釗、魯迅，都有豐富的兩歧性。
三、創造性整合:閩都文化麵向新世紀的曆史任務
20世紀後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全麵展開和深入發展，全球化既是一種客觀事實，又是一種發展趨勢。全球化雖然給中國帶來了一個開放的、不可逆轉的市場經濟體製，但單純的經濟訴求無法為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民族共同體提供意義，提供一種持續奮鬥的精神價值。文化認同的空心化傾向日益突顯，傳統文化社會認同功能急劇衰減。在區域發展研究中，文化與區域發展的關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發現，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並不能完全解釋某一特定地區的發展現狀，而必須進一步深入挖掘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後的文化因素。文化現代化（文化轉型）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作為一定社會經濟、政治在觀念上的反映，文化主要通過思維模式、社會資本和製度影響對實際生活發生作用。在特定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社會背景和人文曆史生態中形成的區域文化，型塑著該區域人們的思維模式與心理定勢，並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促進或阻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由文化所決定的價值觀念是一種非製度性規範，是社會資本的基石和要素，其整合能力，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也不可小覷。當一個區域的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非製度性規範與正式製度安排相容時，就能對製度實施起促進，反之，起阻礙作用。因此，在區域發展中，注重對文化的傳承、創新、改造、整合，即創造性整合，必將有助於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與氛圍，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裏把國家按其全球角色分成3類，一類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國家，也就是全球國家的“帶頭大哥”；另一類則是與它們相反的附庸國家；再一類就是無所適從的國家，它們既不是附庸，也做不了“帶頭大哥”。在前兩年的“崛起”熱中，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其名著《責無旁貸地領導：美國實力變化的實質》中提出了“軟實力”，即“一種通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而吸引他人的能力。它具體表現在國際事務中，就是一個國家能夠通過自身文化、意識形態、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吸引力而非強製力，使得別國追隨其政策、仰慕其價值觀、學習其發展過程”。許多學者認為，真正的大國，是能夠以自己的製度典範和文化典範輻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國家。尤其是它的文化具有巨大的魅力，影響全球主流價值觀。他國人民會對其精神和文化非常仰慕，甚至願意去主動學習和采納。福州應利用底蘊深厚的閩都文化，創造性整合，擴大閩都文化影響力，展示省會中心城市的文化魅力，力爭成為海峽西岸經濟區有領導責任，散發著文化魅力的“帶頭大哥”。
〔作者簡介〕張蘭英，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