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炳章總結日本國富民強的原因是學習了西方的先進技術，注意發展實業，把工商放在了中心位置。而“中國向於商工之事無人提倡講求，聽其自生自長，已落人後”中國自古以來都把工商視為末途，封建政府一直執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士大夫更是瞧不上商業，視“工商”為賤業，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商人地位低下及沒有政府政策的保護，中國工商業一直得不到有力發展。所以林炳章認為中國工商不興才致使落後，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要使中國強盛，必先振興實業。
林炳章在認識到發展實業對救國的重要性後，他就著手創辦企業。林炳章在辦實業的過程中是相當困難的，許多企業因招股及技術等原因，導致停辦。但是，林炳章創辦企業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救國，他開風氣之先，以帶動更多的人、更多具有專業才能的人參與到實業中來。《閩縣鄉土誌》在敘述林炳章辦電燈廠時說道：“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間，在籍編修林炳章請開設，聘梁祖群、陳同甸為機師，並招收藝徒，以資傳仿。”曆史亦證實了這點，電燈廠失敗後，相繼又有1909年邱希仁在南台創辦“文明電廠”，1910年林友慶在南台創辦的“耀華電燈公司”，1911年劉崇偉開設的“福州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二、實業與利權
近代以來，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的經濟主權不斷喪失，特別是甲午戰爭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他們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瘋狂地向中國輸出資本，掠奪中國的礦權、路權。時人對中國的狀況評論道：“海禁既開，白人竟拓商場於東方大陸。懋遷之所及，即成為勢力範圍。不費一兵，不遺一鏃，即能吸我膏血，握我利權。”
在台灣被日本占據、福建被日劃為勢力範圍後，日本帝國主義的觸角全麵伸向福建經濟的各個角落，其中日本對福建的路礦權更是垂涎。在礦務方麵，1900年1月，台灣總督命技師齋藤精一“從事福建省各地的礦物調查”，1903年8月，日本駐華公使日內田康哉向清政府提交照會，稱：“照得茲有本國人擬在福建省龍岩州一帶地方，與中國人合夥開礦，不日轉派人員來京，稟明一切。”日本對福建礦產的覬覦，激起了福建人民的反抗，福建有識之士也紛紛要求籌資辦礦。林炳章在擔任省財政廳長時，礦務歸財政廳管轄，他鼓勵國人辦理礦務。同時，還特別注重對礦務人才的培養，他直接從財政廳撥付辦校經費且自己兼任所長，積極籌備福建礦業傳習所。礦業傳習所的設立，在當時是一所比較特殊的學校。因為當時不但本省沒有礦業學校，且國內大學和工業專門學校設有采礦冶金科的也寥寥無幾。該校於1918年1月開始招生，招收中學畢業生入學，並正式開學。礦業講習所開辦兩期，畢業後有70多人。畢業的專業礦業人才大都介紹至全國各礦廠，如葉祖同、王崇肥、徐式莊、林秉正4人由所介紹前往漢陽鐵廠、開灤煤礦及大冶鐵礦實習。雖然礦業學校從開辦到取消僅4年半時間（1918年1月到1922年9月），但它培養一大批專業的礦業人才，對福建本地的礦業乃至全國其他地方的礦業的發展都產生一定影響。
此外，林炳章意識到：“今日列國挾商戰之術……此固由外交內政節節失利策有以致之，”因此，為了挽回利權，中國必須大力創辦企業與之競爭，政府要設立相應的機構扶植企業的發展以抵製洋貨。在日本考察遊曆期間考察了日本的勸工場，他發現“此場於工商兩益且便行旅利小民，為抵製外貨之良法，中國極宜仿行。”五四運動時，福州抵製日貨浪潮風起雲湧，林炳章看時機甚好，便與巨商羅、張、黃、曾、劉等共集資40萬元，在夏道開辦實業公司，以其在日本學過化工的弟弟林恩溥為董事，生產酒類、皮革等。同時他還特別注意防範外國勢力對企業的滲透。他在創辦福州電燈廠時，為籌集資金，公開招股，擬定集股10萬，為購置電機及裝配電燈之用。股票分成四份，“官二成，商二成，銅元局機匠二成，民間二成”但卻不收外國資本，“股票自開辦之日起，週年付息八厘，不收洋股，以免利源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