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參加過共產黨與海陸豐起義，被捕變節，充當了特務，當時是“川畜”（即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襄理並兼做一家豬鬃加工廠的經理。這本是古耕虞出於家族之情對其關照，可這個慣於變節的人被孔大少一召即至，當即辭去了“川畜”的一切職務，另起爐灶，並拉“川畜”的人馬壯大自己。孔大少明暗兩手，雙管齊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記於死地，一把奪過那“美人”！
“非常時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親自動手，一個無權無勢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絕境？怎能不乖乖地認“罪”服輸？可古耕虞硬是要鬥！他首先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動員公司員工與他攜手共戰，指出古今佛這個叛徒並沒有多大能量，孔大少雖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對豬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勢緊張，豬鬃是戰備急需，外行新手怎能應付得了這個局麵？大家一來追隨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來也深知即使“改換門庭”也會遠不如今日。而孔大少與古今佛的行為也實是令人不齒，因而一致表示甘願簽字畫盟，與孔大少周旋到底，此間凡與古今佛勾結者，一經發覺，當即開除。鞏固了後方，古耕虞當即操起了他的專門兵器：出口鬃，以退為進發起了反攻。也是合當湊巧，由於戰爭的影響，古青記有一大批豬鬃存在香港，初時是不及處理，後來是鬃價上漲，儲存以待更好的市價，拖了下來。後雖賣出，但因考慮到當時國內法幣極不穩定而沒有及時結彙與轉賬，也就等於沒有賣出。可這批貨因價格大漲貨值已高達五百餘萬美元。因此他不僅有了經濟手段同時也具有貨物手段。便一麵上告財政部：依與貿易委員會協議為西南運輸處籌集的豬鬃已然備齊，貿易委員會應依協議辦事，不得毀約。貿易委員會屬財政部，財政部長是孔祥熙；“仗劍”毀約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長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兒子，叫你兩個部門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蔣要鬃，老宋賜“劍”，老孔買鬃，小孔阻攔，又怎麼互相交代？再說，鬃不是地上長的，隨手可取的，8000箱不是個小數目，你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數也收不齊！更要緊的是，比8000箱不知要多多少倍的長時期的國外市場的需求，你又如何收購得足？就算收購得足你們國外市場不通不說，買慣了高信譽“虎”牌豬鬃的外商又怎能買你們的賬？出於這種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時，當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時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為香港）的一切業務。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馬槍，最厲害的一招殺手鐧。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設在香港的總局大驚失色，接連派要員飛重慶，在孔氏父子與四川握著重權的徐堪、盧作孚，及手握豬鬃大權的古耕虞間往來疏通，逼得與孔祥熙同輩的徐、盧二人屈節地稱孔大少為“仁兄”，可仍是無效。怎奈美國的商人不答應，他們隻認“虎”牌，在古青記改為“川畜”後，也仍是以“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名頭在美交易，何況如今豬鬃已關係到戰爭的勝負與國家的安危，美國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務求到手？於是行政院對那“辦法”“重新核準”，改由“向貿易委員會登記”與鬃商“得在內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這就等於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寶劍。事後，古耕虞說：“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為他靠的是特權，不是本事！”
這樣，古耕虞又重新控製了豬鬃，可他為了抗戰大局，也接受了貿易委員會下的複興公司與不久後組成的官辦機構富華公司的統購統銷，且為顧抗戰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甚至做出了一些犧牲。待到抗戰勝利後，他又精心設計，先大造複興公司腐敗的輿論並開列出事實見報，再去調動美國進口商，更以手裏的豬鬃與國際信譽為武器，逼使國民黨政府解散了貿委會與富華。粉碎了官僚資本壟斷豬鬃出口的局麵。
用人
古耕虞說：“資本家用人看才幹；董事長要找官來當。”“羅致人才，是為了使用人才。而人才能不能為你所用，並發揮其才幹，關鍵在於使用人才的人。”他又說：“使用人才，就在於重用想做事、敢做事，而且善於做事的人。而對於那些善於做官的人，倒應該有足夠的注意。”在這些觀點的引導下，古耕虞精心優選人才，他的公司裏人才濟濟，光出身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其他有名的經濟學院的人，就有十多個，少數外國職員（主要是美國和德國的），也都是他精心挑選的人才。
抗戰勝利後擔任四川畜產公司天津分公司經理的袁衝霄，就是古耕虞的得力助手。袁衝霄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他專門學習過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管理。在古、袁二人相識之前，袁本人也曾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懷才不遇的過程。正如袁衝霄自己說的那樣，生活雖然舒適，但他畢竟成了一隻“斷線風箏”，“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他懷念自己的家鄉，很想為飽經磨難的祖國做些事情，而且不喜歡在異國的土地上生活。於是，1934年，他告別了生活達五年之久的美利堅，偕夫人啟程回國。他不喜歡甚至很討厭官場的氣氛，渴望在工商界一展身手。他的這個性格和古耕虞極其相似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國銀行總秘書王君韌介紹他們相識了。在此之前，他們之間無任何來往。古耕虞是中國銀行的大客戶，互相來往密切；而袁衝霄回國後，任職的單位都是與中國銀行有關的企業，因此，他們除了都與中國銀行有點瓜葛外，二人之間可說是萍水相逢。
袁衝霄出身貧困，他的父親早年是北京故宮、頤和園等皇家園林的老畫工。在那個年代，那些很想與權貴結交的人，自然瞧不起袁衝霄的家庭出身。古耕虞卻不以為然，相反，他恰恰認為，一個處於社會底層人家的孩子，年紀輕輕就被國內企業送到美國去工作，而且還在異國他鄉拿到了著名的紐約大學的學位，絕不是件容易的事，必有過人之處！
他開始刻意與袁衝霄接近。
他實施的第一個步驟，是以中國進出口貿易協會總幹事的身份，親自出麵邀請袁衝霄擔任該協會的副總幹事。
袁衝霄後來回憶說：“古耕虞這個老頭（其實他們的年齡差不多，古稍大一點）真厲害，他幾乎處處在捉摸我這塊料能不能被他利用。”
促使古耕虞下決心選用“這塊料”的時間，是在日本投降初期。此時，蔣介石任命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為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於袁衝霄是東北人，張公權邀請他擔任該委員會下屬一個處的副處長，不久又許願讓他擔任處長，但袁衝霄謝絕了，這更加引發了古耕虞對他的興趣。
那時，古耕虞正處心積慮地謀劃戰後“川畜”向全國發展事宜，在他勾畫的藍圖裏，鬃商們必爭之地的天津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他毫不猶豫地把天津放在了第一位。他希望袁衝霄能夠替他主持天津的業務。
他先試探了一下袁衝霄，並沒把話講明，隻是問他以後有何打算。袁回答說：“我以前供職的義利公司、植物油廠都是與中國銀行有關係的，而且其主事者都是上海人，可是他們內部鬥爭卻很厲害。我是東北人，照理應該回東北，但以我與中國銀行或張公權的關係來說，隻是個外人，即使回東北也成不了什麼氣候，無非是做官混日子。”
講到這裏，袁衝霄似乎言猶未盡，又坦率地對古耕虞說：“我知道你也不樂意做官，但你能和官混得很好。我卻是連混都不願意啊。”
袁衝霄向他表明了心跡，古耕虞有些感動。他真誠地對袁說：“衝霄，我和你都是從小幹豬鬃的。我們萍水相逢，誌趣相投。你不願做官，我也不願做官。我問你，你看天津這個碼頭怎麼樣？”
“在天津幹豬鬃，當然是個最理想的地方。”袁衝霄順著古耕虞的話題說。
“是的，我準備開辦四川畜產公司天津分公司，你去當經理好嗎？我們合作，痛痛快快幹一番事業。公司的頭寸，你可以不管，王君韌要去當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我會同他講好的。你隻負責公司的經營管理，我授給你全權！”
袁衝霄被古耕虞打動了，他緊緊握住古耕虞的手：“老古，如果你不嫌棄，我願意跟著你幹！”
古耕虞用力拍了一下袁衝霄的肩膀：“太好了，我就等你這句話呢。不瞞你說，我連飛機票都給你預定了，就等你小子點頭。”
“你這個家夥，真夠絕的，我服你了。”袁衝霄笑說。
二人撫掌大笑。古耕虞說：“走，今天我請客，咱們吃火鍋去！”
但是，古耕虞遇到了來自公司內部的壓力——公司的董事會、股東們都反對他使用他們並不了解的袁衝霄。
袁衝霄回憶說：“這是因為我是東北人，而四川幫用人常常不愛用外地人。”
古耕虞召集董事和股東們開會，再次討論任命袁衝霄的事情。討論了半天，仍沒有結果，他不想再這樣拖下去了，疾言厲色地拍著桌子，大聲說：“你們不要隻看袁衝霄不是四川人，四川畜產公司要向全國發展，這是股東大會通過了的。這一點，我決不會動搖！你們都是公司的元老重臣，在公司曆經辛苦，現在看到我要起用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你們是不會服氣的。但請你們為公司設想一下，既然要壟斷豬鬃的國際貿易，就得破格錄用人才。而人才的唯一標準，是看他的德才能不能擔當起這個職務。其他什麼親戚呀、同學呀，在我心裏是沒有的！……”
古耕虞回憶說，股東們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大家都清楚，天津分公司經理的職位確實太重要了，它幾乎是整個“川畜”的命脈所在。解放戰爭那幾年，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出口打包放款，有一半以上是給“川畜”天津分公司的，僅此一項，即可說明這個職位多麼重要。把這樣的大權放給一個與公司毫無瓜葛的人，董事會和股東們的擔心也是正常的。
他向與會者解釋堅持用袁衝霄的原因時說：“袁衝霄到底行不行，你們看看他的履曆就明白了。公司最需要的就是懂國際貿易的人才，他就是這樣的人才。我還考察過他，我覺得沒有問題，所以才堅持用他。”
許多年後，在講到自己的動機時，他說：“敢不敢使用一個有才幹的人，關鍵在於你為了自己的事業，敢不敢不拘一格用人才。你要使用他，就必須信任他。當然事先要認真地考查、觀察他。而且在使用過程中，還要不斷地考查，不斷地觀察。曆史上，任何想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沒有這個魄力成不了大事！”
就這樣，古耕虞最終說服了董事會和股東們。
古耕虞和袁衝霄二人之間說話坦率，而且自始至終保持了平等的氛圍，古耕虞不因為自己是大老板去擺架子，袁衝霄也不因為自己是雇員而唯唯諾諾。除了當時必須向任何人都保密的事情外，古耕虞無話不同袁衝霄談。他們有時也為了某些事情爭得麵紅耳赤，但全是就事論事，都是為了公司更好，絕不會影響他們二人的友誼。
後來，古耕虞到天津時。袁衝霄以分公司的名義，舉辦宴會歡迎他。宴會上，王君韌見到古耕虞後，對他說：“你這個大老板怎麼還這樣小氣，人家替你賺了那麼多錢，你為什麼不替他買幢房子、買輛汽車？”袁衝霄本人此時還住著寒酸的小房子，出門坐三輪車。
古耕虞意識到自己對得力的部屬關照不夠，聽後立即掉過頭來對袁衝霄說：“衝霄，你愛買什麼房子、什麼汽車，就買吧，都可由公司出賬。你還可以在公館請個大師傅，因為你要請客。我很樂意付這些錢，這點錢同你所賺的比較，實在太有限了。”
過後，袁衝霄買了汽車——他確實需要一部汽車跑生意。但他沒買房子，他隻是租了一套公寓，也沒有請大師傅。他不想花古耕虞太多的錢。袁衝霄直截了當地說：“古耕虞這老家夥，會打算盤，高人一招。他對職工是肯花錢的。這不是他心眼好，而是他花錢把你買住了，你肯給他賣力。他用人選好的，好的來了，他把錢放在你麵前。錢在對你說話：你要好生幹。其實，他心裏清楚，放手讓有用的職工幹，比他自己幹得更有效。”
赤誠
早在抗戰初期，古耕虞就從國民黨的腐敗，共產黨的深得人心中看準了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大局。因而有意結納共產黨，真誠地與一些黨的幹部接觸。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重慶，兼領導南方局。曾家岩五十號的“周公館”，常邀請並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務猖狂，許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連對親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則有請必到，從不猶豫。此間與周恩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堅定了投效共產黨的決心。
古耕虞說：“豬鬃既象征我的財富，也象征我的事業。”他有極強烈的生財欲，卻決無對財產的占有欲。買賣中他“不讓一根針”，生活中可隨時“送一匹馬”；絕不奢靡，不亂花一文，卻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給人。他曾經是典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力求通過改良實現縮小貧富懸殊的距離，真正地實現福特的“利潤分享”，自稱是“改良到頂的人”。他公司中的職員，甚至廚師、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東，工資分配一再從優，且照顧年齡，考慮人口增加所產生的結婚、住房、子女等費用。他的高級職員，甚至一般職員，新中國成立後從國外彙得的存款，總數以百萬計，連中下級職員都富於舊中國的一般中小資本家，以致被群眾看成資本家，還得他出麵費了很大力氣去解釋。一般的資本家都是在1956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國剛剛開國三天，於接受周恩來委以全權負責中國豬鬃公司時，就毅然提出，將他家三代慘淡經營，他本人艱苦壯大，與官僚資本多次拚鬥贏得的企業連同職員全部無償地交給國家，雖經國家一再堅持，定了收購價，然而收購價很低。然而，他不但不計較，而且很欣慰：他為國盡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從事他愛之如命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