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
古耕虞（1905—1995），四川重慶人，中國實業家和政治家，世界著名的“豬鬃大王”。
出身於商人世家，他的叔祖古綏之曾在重慶開設正順德、同茂豐山貨字號，做山貨買賣生意，並長期借助兒子為英商白理洋行的買辦之便，發展業務，為洋行經營豬鬃而發財，一度任重慶總商會會長。他的父親古槐青早年考過秀才，後棄學經商，曾在古綏之的山貨字號謀職，長駐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期間，古槐青在滬改營紗布發財致富，便自立門戶在重慶開設古青記山貨字號，也以經營豬鬃為主。
因此，古耕虞是古家經營豬鬃的第三代。他於1919年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預科班時主要學習英語，以後又學習了對外貿易、交通運輸、銀行、保險等課程。在校期間，他博覽群書，從陶朱公範蠡到亞當?斯密，從馬克思到凱恩斯等古今中外的各家經濟學說書籍無一不讀。其中對他產生最大影響的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傳》和《福特管理》這兩本書。
1925年他離開聖約翰大學，當上了古青記山貨字號的少掌櫃，開始了豬鬃業的經營活動。在以後20多年的時間裏，古耕虞在中國近代商業發展史上寫下了好幾個第一：由舊式山貨字號發展而來的全國性現代托拉斯形式的四川畜產公司，第一個與國外同行組合成的國際性的壟斷組織。就一個行業而言，他經營的豬鬃業對市場的壟斷程度之高，是全國第一。20世紀20年代後期，帝國主義列強控製著舊中國的海關、航運、國際貿易和國際彙兌等重要經濟命脈，他能擺脫那些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避開外國銀行和外國洋行的中間控製和盤剝，把豬鬃直接銷往歐美，這在中國土特產出口商中，也是全國第一。
扶持
古耕虞常愛引用四川生意人的一句老話：“人情送匹馬，買賣不讓針。”其意為，當別人陷於困難之時，你不妨在人情上“送匹馬”；而在生意上，須要“不讓針”，不能讓出哪怕“一根針”。因為有時你如果不送“馬”，很可能連一根“針”也撈不回來。他進而總結說：“不讓別人賺錢的買賣人，不是好買賣人。”再聽聽他的解釋：“同人往來，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計，如何使自己能獲得最大的收益。但無論怎樣算來算去，一定要算得對方也能賺錢，不能叫他虧本，算得他虧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絕對不能精明過了頭。如果說商人的‘真理’是賺錢，那麼精明過了頭，這個真理同樣會變成荒謬。你到處叫人家吃虧，就會到處都是你的冤家。到處打碎別人的飯碗，最後必然會把自己的飯碗也打碎。”劉鴻生又說：“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個人發財，叫別人都倒黴。”
古耕虞曾借錢給一個中路商。所謂中路商，是指遊動收購，自行運銷的商號。一年，一個商號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記父子公司借了一萬多元錢，到川北收購了100多擔羊皮。每擔價格在150與160之間。100張為一擔，因而總數在一萬張以上。一方麵由於缺乏完善的運輸手段，一方麵是“天有不測風雲”，運輸途中，迭遭暴雨，變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漬羊皮”。待運至重慶，每擔隻能作價二三十元，還不易脫手，而出手太晚，也難免拿去漚糞的命運。一萬多元，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對一個普通的中路商來說不啻於整個生命錢，籌措不出，唯有宣告破產，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豈能不呼天搶地、心急如焚？實在走投無路，隻好硬著頭皮去哀求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寬限。可就算“寬限”也不是無邊的，屆時又怎麼償還得起呢？何況你已是山窮水盡了，哪個有錢人又會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這位掌櫃是戰戰兢兢沒敢懷什麼希望去求見古耕虞的。
聽了他的哀告，古耕虞並沒有正麵答應他展期，更沒有提借錢的事，卻給他出了個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個八九百擔，與水漬的湊成一千擔！天元亨的掌櫃聽了，如墮五裏霧中，還以為是在尋他的開心，天哪，這一萬多元已經要命了，還哪兒去奢談那嚇人的10萬元呢？可古耕虞卻鄭重地表示，可以當即再借給他10萬元！一萬多元已堪堪泡湯，再借10萬，這是怎樣的魄力又是怎樣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櫃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萬元，內心激動非常，活力與經商決心更被大大激發，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輕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準備，連夜趕去川北，又收購了八九百擔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順利地運回了重慶，在古耕虞的指點下，對那批水漬羊皮做了些技術處理，搭配在後收來的好羊皮中，迅速打包裝船，運到上海後順利地脫了手，不但沒賠，反而賺了四萬多。不僅不必破產上吊，反而有了較可觀的再發展資本！天元亨掌櫃從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記的忠實的“大將”。
另一個加工商，是重慶當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這家洗房與古青記也是有往來的，既有門路，也有經驗，但是資金並不多。有一段，重慶的鬃價不斷下跌，直跌到每擔接近500元，經不起大風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記一萬多元無力償還，再要這麼繼續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隻要古青記依時催債，那麼也就隻有破產乃至自殺一途了。正當天德封的掌櫃呼天不應呼地不語，急得如同熱鍋螞蟻團團轉的時候，古耕虞打發人知會他立即去一趟。天德封掌櫃心中暗想：完了！怕這一天，這一天終於到了。可怕也得去，反正已注定了破產，躲是躲不過的。誰知，見麵後，古老板主動提出再借給他更大的一筆高達幾十萬的現錢！
看看天德封掌櫃驚愕得一時無語的樣子，古耕虞毫不隱瞞地說：“鬃價就要看漲了。”
天德封掌櫃才略一省神，漫應了一句：“哪……”古耕虞繼續說明道：“你用我放給你的這筆錢，立即動手收購一萬擔生鬃，越快越好。然後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寧肯照現行行情每擔高出100元收購，就是說按每擔620元付給你貨款。”
聽了這些話，本已醒過些神兒來的天德封掌櫃又陷入了極意外的驚愕之中：不提債——借大錢——用他的錢買鬃再那麼高的價賣給他！——用他的錢還他自己的債——用他的錢為別人再賺他的錢？！——這是他經商以來，莫論經過，連聽也沒聽說過的！然而這些又都是真的，素重信譽、一向重然諾的古老板說得那麼認真！
天德封掌櫃感激與高興得連聲稱謝，在接得放錢的票據後，他才冷靜下來，說出了心裏話：“說老實話，除非賴賬，我是還不起這筆錢的！如今還清你的債，而且會賺一筆錢，是你用你的錢還了你的債，又把我從破產的邊緣救了回來，我會一輩子都感激你的！”
不幾天的工夫，天德封就收足了生鬃，而且精心加工成熟鬃，賣給了古青記，速度之快，質量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當然，古耕虞也是照原議付款，算賬結果，天德封不但用這批熟鬃償清了古青記的前後兩筆債，還從古青記獲得了一些利潤。其實，古耕虞也沒有吃虧，因為憑他的觀察與嗅覺，已確切地把握了市場動向，斷定沒幾天鬃價就會上漲，而且上漲幅度會不斷增大，他看準這一時機，實際上就等於用舊債作為勞務費委托天德封於漲價前搶先購進一批好豬鬃，而那筆眼見得無法收回的舊債也當即變成了付用的活款，既收了豬鬃，又提高了聲譽，使天德封在日後的經營中一心報效，變成可靠的往來戶。
此時，古青記已直接打入了國際市場，獲準在重慶直接報關的資格，也就是說，隻在重慶辦理好出口手續，雖經由上海口岸，卻與上海關無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無這種資格，也就是說須受重慶、上海兩關的雙重製約；在重慶繳納了關稅後，仍須以重慶開具的免稅證向上海關報關。漏屋偏逢連夜雨，正當三家在困境中掙紮時，又出了麻煩：上海關扣下了他們的全部出口貨物！理由是，上海關在校驗過免稅證後，認定重慶關估價過低，堅持補稅，否則不令放行。這無疑地是對搖搖欲墜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兒籌集這大筆的巨額稅款；不交吧，貨物存在海關，情形可想而知，時間一長，錯過貿易機會，用俗話說“趕不上行市”不說，還會信譽損失甚至招致賠償，而這批貨物已是三家的最後一點兒元氣，是拚足了餘力聚起的最後的全部剩餘家當，一旦蝕掉，不僅是氣若遊絲，恐怕隻有“壽終正寢”了。此時倘若乘機吞掉這三家，在古耕虞來說，不過是順手牽羊，不費吹灰之力的。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卻正好相反，他仗義地挺身而出，不惜冒開罪權勢極大、炙手可熱的上海關——全國海關之王，來挽救三家的頹亡，維護三家的利益。他不但為三家出謀劃策，而且在三家因畏懼上海關的強大權勢而猶豫、顧慮時，慨然聲稱：我來出頭替你們打官司！為了你們，我一定要打贏這場官司！
於是古耕虞兩麵著手，一麵向上海關提出正麵申請，請上海關允許以押款的方式，對這批貨物先予放行，以穩住上海關；一麵向總稅務司與南京財政部同時提起控訴，指控上海關恣意估稅，刁難設障，阻撓出口，影響外彙收入。也是兩手準備：官司打贏了自沒話說，貨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說，上海關還得將押款退回；一旦輸了，也無非是補稅。
為了確保打贏這場官司，他又下出了很關鍵的一步棋：鼓動重慶關出麵充當另一原告。他找到重慶關，痛陳利弊：
“你們完全有按稅律估價的權力，更有這個能力，也負有重大的責任，是不會估錯的！而上海關卻任意認為你們估價過低。如果首例一破，長此下去各個海關自行其是，勢必輕視估稅關的權益，任意加稅，結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險，每過一關都有加稅的威脅，還怎麼經營？而這種做法又明顯的是違反海關規程的。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視的特殊情況，就是深受國際市場行情的嚴格製約，而國際市場的行情又是瞬息萬變的。如果關關設卡，寸步難行，加稅之外，又要扣押貨物，莫說數關，就算是一關扣押幾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導致因誤失了物價良機，而無利可圖，甚至虧蝕老本，還談何經營？因此說，如果任由上海關隨心所欲下去，則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騰破產，也隻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這一大塊外彙收入可就要毀於一旦了！”
義正詞嚴、鑿鑿有理，重慶關出於被侮的“義憤”與切身的重大利益，當即“理直氣壯”地向總稅務司提出了對上海關的指控。而古耕虞這個原告卻樂得清閑，在已變成以兩關之間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觀，看他們關對關，官打官，自然要比他親自出馬省事得多，也有利得多！
這場官司的結果自是以重慶關勝訴而告終，上海關自然不得也不敢對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難，無須補稅不說，還將三家的押款如數退回。一場官司，使三家商號由困窘無路一變而為贏家。
緊接著，古耕虞又主動與這三家達成協議，四分天下：重慶百分之七十的豬鬃出口量歸古青記經營，餘下的由三家均分。並在和祥號的一再懇切的敦請下，古耕虞兼任了這家已基本喪失了實際市場能力的商號經理。從此穩定了局勢，使這三家得以複生，重操故業，成了古青記可靠的經營夥伴與忠實的競爭友軍。
抗爭
古耕虞與國民黨一直在鬥，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說他在與“四大家族”競爭，在具體的純商業上，他又是勝利者。“四大家族”財括國中，權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羨煞，不少人嚇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們鬥了幾個回合！
豬鬃，國內價格甚低，國際市場急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豬鬃出口難且有斷絕之虞，因而價格暴漲，最高價達每磅6美元。“四大家族”雖富，可不厭財，就開始了欲將豬鬃壟斷權從古耕虞手中奪走的活動。首先發難的是孔祥熙，出麵的是他最寵愛的借他權勢橫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當時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加強了對全國各方麵的控製，經濟方麵專設了貿易委員會以控製傳統出口物資，隸屬於財政部，當時的財政部長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則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長。這個局是抗戰前統管金融、貿易的所謂“四行兩局一庫”之一，兼營對外貿易，是個可以控製民營的官僚壟斷機構。用古耕虞的話說，孔大少“像選美人一樣選中了豬鬃”！
孔大少愛美人出名，他選中的美人是一定要拿到手的，一旦選鬃如同選美又出於“父旨”，誰敢不從？
1939年春，為了換取美國卡車，蔣介石向西南運輸處親下指令：收購豬鬃8000箱輸美！西南運輸處的處長宋子文胞弟宋子良與副處長盧作孚當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基雖穩牢，可哪兒去購那麼多豬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並想乘機將豬鬃的出口壟斷權從古耕虞的手中奪過來。他先是約了古耕虞卻不出麵接待，以冷落來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請來拉攏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範。受過冷落的古耕虞以“我發了瘧疾”為由拒不赴約，卻去找盧作孚告難。盧作孚是四川人，是西南運輸處的副處長，也是貿易委員會委員，因此古耕虞說：“西南運輸處要豬鬃，貿易委員會管豬鬃，你在兩家都當權，自行調節一下就是了，幹嗎都向我要？我不好辦！”盧作孚表示事急無法才四處求醫的。古耕虞又說：“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與徐可亨（也是四川人，時任財政部次長）出麵商量啊！”最後，他給盧作孚出了個主意：四川實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豬鬃囤積在美豐銀行，請盧以四川人身份動員他們售出3000箱，他則湊足餘數，不足多少湊多少，但政府收購價應高於市價的百分之十，否則就會相對地賠本，而賠本買賣康氏兄弟是不會幹的。結果，康、古兩家就與貿易委員會簽訂了協議，將孔大少拋了開去。這可惹惱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發給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寶劍：由行政院院長核準的《全國豬鬃統銷辦法》明文規定，全國所有的豬鬃從收購到運銷，統由中央信托局辦理，其他部門與商人不得自行報運出口，在國內收購須辦理受托手續方可進行，再賣給信托局，限製囤積，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數量黑鬃百擔以下，白鬃十擔以下，超過期限或數量，由信托局強行收購；走私、居奇操縱，一經發現依法處置。
這自然是針對已壟斷了國內外豬鬃市場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無孔大少自是爆發原因，“四大家族”趁此時奪過他手中的豬鬃壟斷權才是他們重大而長遠的目的。一切權力交給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給了孔大少，交給了孔祥熙，豬鬃，這個被孔大少選中的“美人”，也就嫁給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過“尚方劍”，當即向古青記連番砍下：貿易委員會與古、康兩家的協議是“哄抬物價”，那8000箱委員長指定鬃由他強行收買；不給古青記辦理委托；不發給古青記運輸證，叫你不但無權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為沒有運輸證隨時被密布各地的特務組織“經濟稽查隊”扣留，以致沒收！這幾劍砍得古青記寸步難行後，孔大少必欲趕盡殺絕，很快地尋找了另一個古氏的代替者，這就是古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