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隻見一位年僅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教師風度翩翩地走上講台，他先一聲不響地在黑板上寫下了“張笑天”三個字，然後簡要地做了自我介紹，接著便開始了他那既博學又富有藝術性的精彩講課，雖然這隻是第一堂開篇教學，卻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令大家欽佩歎服。從此後，我與笑天老師不但結成了師生之緣，而且由於他的啟迪和教導，深深地感染與熏陶了我，讓我酷愛文學，特別是對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促使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毫不誇張地說，是文學創作影響了我的人生命運，是笑天老師的諄諄教導給了我奔向文學創作征程的前進動力和信心。可以說，從高中學生時代起，我就與文學創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品嚐到了艱辛卻充滿欣慰的“爬格子”人生的苦與樂。
同學們都非常欣賞和崇拜笑天老師那滔滔不絕、引經據曲、繪聲繪色、深入淺出且生動而幽默的講課，每聽他講完一節課，都感到是一種語言藝術的享受；他那豐富的文學及曆史功底，那流暢蒼勁的字跡，無不潛移默化地吸引和啟發著我……
“文革”時被冠以“張笑天得意門生”
記得在1963年我將要高中畢業前夕，我在班裏算是文科中的“尖子”，笑天老師很看重我，時常給我吃“小灶”，把我叫到語文組教研室單獨為我批點指導作文，當時的語文組組長李守田老師也饒有興致地同笑天老師“一唱一和”地啟示輔導我，讓我受益匪淺。畢業前，我的一篇記敘文《我的母親》得了99分，在此作文的批語上，笑天老師熱情洋溢地寫下了近一頁評語，除了肯定之外還有切中弊病的意見，讓我備受鼓舞和勉勵。正是這篇習作，被笑天老師選編為當年敦化一中高考優秀作文範文選並印發成冊；而且，更令我難忘與震撼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我身為黃泥河鎮中學教師時，當時的所謂“造反派”組織以莫須有的罪名，陷害我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張笑天的得意門生”、“黑秀才”等等，而更令人啼笑皆非地把我的這篇優秀作文《我的母親》當成“大毒草”，以此定罪批鬥。
當時笑天老師和李守田、李建樹、楊明穀等一批著名教師也被打成“黑幫”正處於挨“批鬥”的逆境之中。說真的，不要說如今，就是當年“文革”時期，我雖遭受嚴重政治迫害並被稱之為“張笑天的得意門生”，但內心深處為自己能被冠上這樣一項“罪名”而感到自豪和榮幸呢！現在，我心想，但願這一頂帽子能戴到至今，而且希望能得到笑天老師的認可！
笑天老師滿滿兩頁書信鞭策我奮進
1963年9月，當時隻有18歲的我，從敦化一中高中畢業後被教育局介紹到黃泥河鎮中心校當教師。由於還想繼續考大學深造，（當年畢業考大學時曾被吉林大學中文係錄取而由於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曆反分子”最終政審時落榜。）於是就給笑天老師寫了一封信，詢問次年高考招生的有關科目、條件等事宜，並向他表達離校參加工作後對老師的懷念之情。信發出後不久，就收到笑天老師的回信，信中除了詳細地告知高考科目內容等相關事宜外，還親切地勉勵、鞭策我如何正確對待人生及事業，整整兩頁信紙，而且是用毛筆寫得工工整整、蒼勁秀麗，令我感慨萬千。就是這封信連同他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種瓜記》（當時是1966年發表在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雜誌《長春》頭題上）我一直保留到現在，雖經四十多年的曆史滄桑，自己多次家庭搬遷，許多舊物書信都早已不見蹤影，可唯獨笑天老師的這封信及這本雜誌在我家中保存完好。出於對老師的眷戀和懷念，我視之書信如珍寶，這足以證明我對這難忘的師生情誼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永恒的，是任何錢物往來所無法替代的。
說來還有一個小插曲：2005年笑天老師身為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來敦化開會時，聽當時的市作協主席李廣義說起我存有發表他的第一篇處女作“種瓜記”的《長春》雜誌，正巧他多年來所收藏的個人作品書刊中就缺少這一本，而且雖經多年查找仍然未果。當我把這本雜誌當麵交給他時，他喜出望外，頗感驚奇，此時我心裏別提有多快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