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我以我的同誌們的名義，懇請您給予我們這種幫助。
要是時間不允許您就這個問題比較詳細地闡述您的思想的話，那麼敬請您至少以書信的形式談一談您的看法，同時還請允許我將它譯出來在俄國發表。”
這裏我們之所以有必要將查蘇利奇的信件幾乎全文引錄下來，在於這封信件於我們理解馬克思晚年思想探索極富指導性意義。第一，從查蘇利奇的語氣看，馬克思在此之前是傾向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災難這一觀點的，而且這一觀點已為查蘇利奇等俄國革命者所了解。第二，從查蘇利奇的信件看，解決俄國前途的理論問題對俄國革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作為世界革命的思想導師，馬克思必須從理論上予以深入和具體的解答。第三，查蘇利奇盡管請求馬克思對俄國的前途問題發表看法，但實質上是對世界曆史理論作出《資本論》中所沒有涉及到的一種新的闡釋。而這種新的闡釋具體又落實在兩個問題上，一是農村公社是否必然滅亡，二是資本主義是否為“世界上所有國家”所必經的階段。
雖然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中說：“十年來定期發作的神經痛妨礙了我，使我不能較早地答複您2月16日的來信”，事實上馬克思在收信後沒幾天就著手給對方寫回信，並先後寫了幾個複信草稿。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馬克思的複信草稿的初稿寫了八千餘字（以中文計），二稿寫了三千字，三稿寫了將近四千字，而最後寫成的正式複信卻隻有短短的六百多字，而且馬克思在信中還囑咐查蘇利奇不宜將他的信件公開發表。我們在前麵所引的查蘇利奇的來信中看到，查蘇利奇請求馬克思，一是允許她發表信件，二是要求馬克思對俄國問題作出係統的解答。但從馬克思的複信看，查蘇利奇這兩方麵的請求，馬克思都沒有使對方如願。
為什麼會出現上述情況？就是說，1．馬克思有何必要對這一封回信如此謹慎，以致於寫了好幾個草稿？要知道，這在馬克思一生的書信往來中是沒有前例的。2．馬克思又有何必要不把草稿中的全部內容告訴查蘇利奇，而最後寄去的卻隻是一封很短的回信？3．馬克思為什麼沒有同意查蘇利奇的請求，把信件公開發表？
有論者認為，馬克思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時候他的世界曆史理論依然沒有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單線論模式。也就是說，馬克思這時候還沒有完成由單線論到多線論的轉換，曆史觀尚處在困惑和矛盾之中。我們認為，這種解釋是牽強的，與馬克思一生的思想發展軌跡不合。第一，正如前文所說過的那樣，馬克思曆來就不是什麼曆史發展的單線論者，更不是什麼歐洲中心論者。他早年的世界曆史一體化思想的提出，隻是就當時特定的世界曆史形勢而言的。況且，馬克思的世界曆史一體化思想與歐洲中心論完全是兩回事。馬克思的曆史觀是開放的，是對整個人類命運的思考。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俄國的問題被提出來之後，馬克思才有可能從一種非歐化的思路考察俄國的未來前途。第二，早在四年前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就明確說過，俄國“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而在這次給查蘇利奇的複信中，馬克思還是堅持著這一基本看法。他說：“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麵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馬克思僅僅隻給查蘇利奇一個不宜公開發表的簡短的回答呢？我們認為，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將馬克思的複信和幾封複信草稿作比較性的考察。
這裏，我們先看看就馬克思當時的觀點，俄國“跨越卡夫丁峽穀”是否可能的問題。
盡管馬克思說：“從曆史觀點來看，證明俄國農民公社必然解體的唯一有力的證據如下：回顧一下遙遠的過去，我們發現西歐到處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類型的公社所有製；隨著社會的進步，它在各地都不見了。”但是，馬克思事實上並不是把這一因素作為俄國農村公社解體的證據。在他看來，他的《資本論》在分析資本主義起源時，把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運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並沒有作為世界曆史的普遍規律來看待。在西歐，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私有製形式演變為另一種私有製形式，“但是，既然土地從來沒有成為俄國農民的私有財產，那麼這種理論上的概括怎樣才可以應用到俄國農民身上去呢”？如果不可以的話，那麼俄國又具備什麼樣的特殊條件可以免於農村公社遭到瓦解的命運呢？馬克思說：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時，它也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
可以說，“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一語是馬克思思考俄國問題的理論前提，而他對俄國問題的具體考察，也正是從這一前提出發的。
在馬克思看來，俄國能夠免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侵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的大地上廣泛存在著農村公社。
馬克思在閱讀摩爾根筆記和科瓦列夫斯基筆記之前，雖然已經感到古代公社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將各種類型區別開來，更沒有足夠的實證材料作為依據。而他的晚年通過人類學材料的研究，馬克思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古老的公社有三種類型，這就是氏族公社、家族公社、農村公社。所以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草稿的初稿中說：“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形成一樣，在這些曆史的形成中，有一係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類型。”在馬克思看來，農村公社與前兩類公社有著質的區別。這就是：
“首先，所有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員的血統親屬關係上的；農業公社割斷了這種牢固然而狹窄的聯係，就更能夠擴大範圍並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觸。
其次，在公社內，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經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可是遠在農業出現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種形式的公社的物質基礎之一。
最後，雖然耕地仍歸公社所有，但定期在農業公社各個社員之間進行重分，因此，每一個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耕種分配給他的田地，並且把生產得來的產品留為已有，然而在較古的公社中，生產是共同進行的，隻有產品才拿來分配。這種原始類型的合作生產或集體生產顯然是單個人的力量太小的結果，而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結果。”
把農村公社作為古代公社三種類型之一，而且三種公社的生成嬗變就像地質的形成史一樣，那麼就意味著農村公社的世界曆史的普遍性意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外力的幹擾，氏族公社和家族公社必定發展到農村公社。反過來說，從農村公社這一類型裏，同樣可以看到前兩個公社的原型。比如，在日耳曼部落占領意大利、西班牙、高盧等地時，前兩類公社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賦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事實所證明。其一，有個別的公社經曆了中世紀的一切波折之後，一直保存到近代。馬克思說：“例如，在我的家鄉特利爾專區就有”。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前兩類公社的各種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現在取代它的公社裏，在後一種公社裏，耕地變成了私有財產，然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這種次生形態的公社後，就能還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結構。而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國家建立的新公社，由於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馬克思比較農村公社與前兩類公社的區別，並不是完全出於純學術的考慮，而是要考察農村公社的曆史命運問題。既然農村公社繼承了前兩類公社的集體所有製特征，又萌生了私有製成分，那麼就不應該按照前兩類公社的曆史命運來考察它的未來形式。因為農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即公有製與私有製並存），“能夠成為它強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即公有製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公社成員間的經濟關係能夠穩固公社的社會基礎。但是，馬克思又指出，從理論上說，正由於公社的二重性特征，又決定著它有著兩種不同的曆史命運，它既可“使公社的基礎穩固”，也可能“逐漸成為公社解體的根源”。因為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使個人獲得發展，從而使私有製的因素逐漸壯大，並逐漸否定公有製因素，最終瓦解公社。
然而，就馬克思當時的認識，承認農村公社具有兩種曆史命運的可能，並不意味著他認為俄國的農村公社也一定會解體。他認為，正由於公社內部私有製因素對公有製因素的侵害，在古代和近代的西歐曆史運動中，農村公社成了從公有製到私有製的過渡形態，換言之，公社必然解體，從而讓位於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馬克思又明確指出，這並不是說農村公社的解體於整個人類曆史來說都具有必然性。他在講到西歐農村公社解體的情形之後，緊接著就說：“但這是不是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農業公社’的發展都要遵循這條道路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的構成形式隻能是下麵兩種情況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製因素戰勝集體所有製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曆史環境……先驗地說，二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曆史環境。”
有不少論者根據馬克思所認為的農村公社兩種曆史命運的思想，而斷言馬克思晚年在俄國前途問題上也是抱著兩種可能性的期望。我們認為，這樣的推斷並沒有深入理解到馬克思晚年的思想實質。實際上，馬克思指出農村公社兩種曆史命運，並不是要說明俄國的村社也是麵臨著兩種曆史命運，而是從理論上強調不能以西歐的曆史模式套析俄國社會，俄國的村社完全可能走一條不同於西歐的道路。而且，當他具體論述到俄國村社時，其思想也是十分明確的。請看馬克思下麵幾段文字。
(1)前文我們曾引用過的，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寫道：“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製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特有的曆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讚同後一種解決辦法。”又說：“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曆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製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