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如果有中國軍隊也無非為維持治安。”
瓦德西：“保定也有中國軍隊，但這些軍隊不盡力剿匪。”他暗示中國軍隊仍在袒護義和團。
李鴻章：“中國軍隊專門為維持地方治安，並不與外國人為難。”
李鴻章還在談判中提出，聯軍要10億兩白銀，而清國年收入僅8800萬兩，而支出在1億兩以上，每年都赤字，你們的漫天要價會導致大清經濟崩潰，到時你們一兩銀子也拿不走。
由於李鴻章據理力爭，賠款減至四億五千萬兩，因為當時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中國一人一兩，以示屈辱。
9月7日談判結束，本來應該是慶親王簽字，可李鴻章卻自己主動背罵名，在條約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李鴻章曾多次說過：“人最難寫的是自己的名字。”的確，名字在這種條約上一簽，那就是千古罵名。李鴻章繼在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的停戰條約上簽字後再一次在這種決定中國生死的條約上簽字，這就是《辛醜條約》，條約規定如下：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需謝罪立碑。二、嚴懲首惡，停止義和團動亂處科舉考試五年。三、日本書記官被殺，應遣使謝罪。四、挖掘外國人墳墓的地方應樹碑昭雪。五、兩年內清國不得輸入軍火。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隻賠了10年清朝就完了，大多數賠款在國民黨時期都被退回，用於教育）。七、東交民巷不許華人居住。八、大沽炮台和京津間守備完全撤去。九、各國駐軍在京津間。十、永遠禁止清國人抵抗外國。十一、修改通商行船條約。十二、改變總理衙門職權。
條約內容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條。1903年克林德碑在東單建成，上書“光緒謝罪書”，這座銘刻著中華民族屈辱的牌坊在北京立了15年之久，直到一戰結束後北洋政府才以戰勝國的資格將牌坊移至中山公園，並將“克林德碑”改為“公理戰勝”，中國人很高興，都說我國仗公理戰勝德國，得以雪恥。賽金花卻說：“中國自然不能自強，這次不過是幾塊石頭搬家，何足以言雪恥？”
1949年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1953年，牌坊的字改為“保衛和平”。歲月蹉跎，往事如煙，人的弱點之一就是記得住昔日的輝煌，卻容易忘記昔日的恥辱。今天遊玩中山公園的人們，不妨去看一看那座昔日的“克林德碑”。
條約簽訂後慈禧說：“我這輩子最恨別人說庚子之事（八國聯軍），這都是我的錯，我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百姓。可我滿腹心事向何處說呢？庚子之前我的名聲國內外都還不錯，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拳匪之亂，想我這輩子也就這件事做得糟糕。”“之前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忠勇，有紀律、法術，千真萬確，讓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地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說剿滅。後來接著打使館、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我瞧著不是個事，心下明白，他們是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分不清誰是匪，誰不是匪。”“洋兵打進城時宮裏還不知道，隻聽槍彈飛過，聲音像貓叫，我還疑心有許多貓，‘眇’一聲一顆子彈從窗子飛進來，才看清。隻聽載瀾道：‘洋兵已進城，老佛爺還不快走？’我才慌忙起身，叫來皇上，說：‘洋兵已到，咱們隻能走避，再做計較。’皇上更著了慌，要跟我跑，我說：‘你這身衣服哪裏走得出去？’於是換了裝束……一路一碗粗米飯，一杯綠豆湯都沒有。”“我本來是不同意與洋人撕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太狠，總不免有些動氣，雖說沒攔住他們，但始終沒讓他們盡力胡鬧，我若是真讓他們盡力的鬧，難道連一個使館都打不下來？”這段話選自《庚子西狩叢談》，清廷稱慈禧向西逃為“西狩”，即向西邊打獵。
中國話就是有學問，同一件事說法不同性質截然不同。說好聽了叫講原則，說不好聽叫死心眼；說好聽了叫江山易改稟性難移，說不好聽叫狗改不了吃屎；說好聽了叫靈活性強，說不好聽叫見風使舵；說好聽了叫向西邊打獵，說不好聽就是向西撒丫子跑，這就是中國話！
1901年12月慈禧“西狩”回北京，這次“西狩”她共花了1000多萬兩白銀，她下火車時奏的曲子是《馬賽曲》，10年後慈禧坐的這列火車成為此時清廷“叛黨”孫中山的專列，又過了16年這列車載著張作霖駛過皇姑屯時日本人炸了個稀巴爛，世事無常呀！
隨著慈禧《辛醜條約》的簽訂，民心、士心發生巨大變化，越來越有利於革命黨。孫中山曾回憶道：“當我們乙未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都把我們革命黨看做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我們革命黨足跡所到之處，但凡認識我們的人，都把我們看做毒蛇猛獸，因此不敢與我們交往。而庚子年之後，很少有人罵我們了，有識之士，都對我們的起義失敗感到扼腕歎息，恨不能成功。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對此，我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