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舍小說的藝術特色
（一）幽默的藝術
一位作家的語言風格是受個人氣質影響的。老舍是一位極富幽默感的人，他熱愛幽默，學習並提倡幽默，認為“文學要生動有趣，必須利用幽默”。正因為老舍如此鍾愛幽默，所以幽默也就成為了他一以貫之的語言風格。老舍在幽默文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及所作出的貢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一座豐碑，稱得上是中國現代的幽默藝術大師。
老舍對幽默藝術的研究非常深刻。他在《談幽默》一文中提出這樣的看法，幽默作家應該“由事事中看出可笑支點，而技巧地寫出來”，“幽默的作家必是極會掌握語言文字的作家，他必須寫得俏皮、潑辣、警辟”，否則就不是。經過長時間的打磨，老舍的幽默技巧博采眾長，臻於完美。他創造幽默的情境大體遵循四個基本環節：首先製造懸念，接著著意渲染，然後出現反轉，最後產生突變。其幽默情境既注意各環節的完整性，又注意發揮它在某一環節的靈活性。具體地說，他特別注重誇張、渲染手法的運用。在誇張、渲染某一事物時，總是不動聲色，有時看上去很過分，似乎有點出人意料，但到後來，一經反轉，又恰如其分，人人意中。如《離婚》中對尖刻的邱太太的瘦有如此描述：“瘦小枯幹，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著。剪發，沒多少頭發。胸像張幹紙板，隨便可以貼在牆上。”顯然，老舍通過漫畫誇張筆法，使人物可笑形體與卑鄙靈魂的比襯更加鮮明突出，讀後讓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的同時受到教育。幽默喜劇是從生活中產生，並帶上作家獨特的審美個性和價值判斷的。老舍描寫幽默人物的國民性弱點，不是讓人們去取笑他們，也不以哀憐、滑稽為目的，而是為了將他們的病態靈魂展示出來，以博大的同情之心，去啟迪和激發缺失了靈性的人們。老舍幽默喜劇的笑在情感上充滿著輕快和機智，他用善意的批評、溫和的規勸刻畫人物，因此讀過老舍的小說後，沒有那種以盡情挖苦、嘲弄為痛快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輕鬆愉悅的情趣。
（二）悲劇的審美痛感
老舍的小說世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早期的以喜劇為主，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逐步過渡到以悲劇為主，而悲劇藝術成就最高的當算《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及《月牙兒》。從這些作品中，讀者很容易讀出下層市民的生活悲劇，並透過這些表層的生活悲劇現象透視出他們精神悲劇之所在。老舍小說的悲劇藝術，其價值在於他所描寫的不是那些尖銳劇烈的衝突與毀滅，而是現實生活中芸芸眾生的苦難，他們悲哀地活著，委屈地死去，讓人感到的是悲劇的痛感。
老舍在小說中所描寫的貧苦市民的生活悲劇，是與其特殊的生活經曆緊緊相連的。他從小就熟識市民社會小人物的悲哀與苦痛，這就限定了小說內容隻能以市民普通人物的生活悲劇為主體，而不可能寫出類似古希臘或文藝複興時期的英雄偉人的悲劇。老舍小說中的人物都有著遭受不盡的厄運，一個個痛苦地活著，甚至是委屈地死去。《月牙兒》中的母女是在社會一步一步的逼迫下，淪為暗娼的，特別是女兒，她曆盡磨難極力想擺脫母親那樣的生活，但最終仍不能幸免。她隻得承認：“媽媽是對的，婦女隻有一條路走，就是媽媽所走的路。”女主人公向我們講述了她們母女在黑暗製度下那難以言說的痛苦。作家通過悲劇意識，去喚醒人們的良知，去憎恨那邪惡、黑暗的社會。
老舍小說的悲劇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初期描寫小人物的悲劇含有較強的個人命運色調，讓人看到了在痛苦境遇裏苦苦掙紮著的市民社會中的普通人物，他們對命運不滿，可又無能為力，這是命運安排的悲劇。到了20世紀30年代，老舍在悲劇藝術的運用上更成熟、更深入，他將悲劇藝術的觸角伸入、上升到更廣闊的社會層麵，將讀者帶入更悲哀、痛苦的“無物之陣”的悲劇境地，將社會製度的腐敗是造成市民社會悲劇的原因揭示出來。當然，市民悲劇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除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及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外，西洋文明的浸染所造成的人性變態也不可忽略。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猛烈衝擊，使得這個古老的民族愈益顯露出它的落後性、變態性。病態社會的病態文化造成了小人物的人性異化，而小人物的人性異化才是老舍小說重點表現的市民的無事悲劇。
（三）濃厚的“京味兒”風格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京味兒”魅力。“京味兒”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包括作家對於北京特有的語言藝術、地域文化、風俗習慣、人文景觀等的展示及注入其中的文化魅力。地方特色越濃，就越有藝術魅力，正如魯迅先生曾說過的那樣：“地方色彩也能增畫的美和力。”老舍是以故鄉北京作為他作品的背景，給中國現代文壇奉獻出了一個充滿“京味兒”的獨特藝術世界。
首先，老舍作品中的“京味兒”風格體現在對“京片子”語言的調用和呈現上。
老舍雖是滿人，但到他生活的年代，滿漢已完全融合成一體，尤其體現在語言上。
老舍出生、生活在老北京城，對典型的北京地方語言熟稔於胸，能抓住“京語言”的神韻，拈出、配置到他的人物形象中去，栩栩如生、活靈活現，與人物性格配合得天衣無縫。如《正紅旗下》大姐夫多甫的語言：“學徒，來不及了！誰收我這麼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當鴿販子去，準行！鴿子是隨心草兒，不愛，白給也不要；愛，十兩八兩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隻作那麼一兩號俏買賣，就夠咱們倆吃幾十天的！”
語言簡潔、樸素，像蹦豆子，貼合大姐夫那種天真、虛榮的“北京爺們”的身份和心理。
其次，“京味兒”風格體現在老舍對“京味文化”及“京味文化性格”的呈現上。
老舍用“官樣”一語來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講究體麵、排場、氣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藝術”；講究禮儀，固守養老撫幼的老“規矩”；生活態度的懶散、苟安、謙和、溫厚等。老舍對“北京文化”的描寫，是牽動了他的全部複雜情感的：它既充滿了對“北京文化”所蘊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賞和陶醉，也飽含了因這種美的喪失、毀滅油然而生的感傷、悲哀、悵惘。老舍作品對北京文化的批判與對北京文化的挽歌情調交織在一起，其藝術風貌便呈現出比同時代許多主流創作更複雜的審美特征，如哀婉中的輕諷，批判中的反思。
老舍作品處處寫到禮儀，禮儀既是北京人的風習，亦是北京人的氣質，“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北京人多禮，《二馬》中老馬賠本送禮；《離婚》中老李的家眷從鄉下來，同事們要送禮，張大哥兒子從監獄中放出來也要送禮；《駱駝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討好劉四爺更需送禮；《四世同堂》則直接詳盡描寫祁老太爺“自幼長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學習了許多規矩禮路”。這不僅是一種習俗，更表現了一種“文化性格”。北京長期作為皇都，形成了帝輦之下特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性格，以及與之相應的審美追求，迥異於有濃厚商業氣息的“上海文化性格”。
“京味文化性格”的典型表象是溫文爾雅、節製中庸、講求禮數。《四世同堂》第一章中寫道：“無論戰事如何緊張，祁家人也不能不為祁老太爺祝壽：別管天下怎麼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在日本人兵臨城下、即將國破家亡之際，祁老太爺講究的是中庸心態、平和處事、禮數至上。這種“文化性格”對於北京人的影響是骨子裏的。受其拘製，受新思想熏陶的中國新市民知識分子，如祁瑞宣也免不了呈現中庸與進取、保守與革新的雙重性格或矛盾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