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飾在中國起源很早，有的說，“女媧之女以荊枝及竹為笄以貫發，至堯時以銅為之，且橫貫焉。此釵之始也”；有的說，“古者，女子臻木為笄以約發，居喪以桑木為笄，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後，以銅為笄”，“釵者，古笄之遺象也”。後來，逐漸發展到用金銀珠寶犀角玳瑁等貴重材料製作名目繁多、形狀各異的釵、簪、耳墜、步搖、花勝（首飾名）、掩鬢（插於鬢角的片狀飾物）等首飾。還有的用翠鳥翅及尾作首飾，用色如赤金的金龜蟲作首飾。杜詩《麗人行》中有“蹙金孔雀銀麒麟”、“翠為阿葉垂鬢角”句，辛詞《青玉案--元夕》中有“蛾兒雪柳黃金縷”句，都是描寫女人的首飾，於此可見唐宋女人首飾之一斑。
首飾本來是人的增嬌益美的頭上飾物，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首飾的佩戴也成為一個人貴賤高低的標誌。如《晉令》中說：“婦人三品以上得服爵釵。”又說：“女奴不得服銀釵。”另，《晉書·輿服誌》中說：“貴人太平髻，七鈿；公主、夫人五鈿；世婦三鈿。”《明會典》中說：“命婦首飾：一品金簪，五品鍍金銀簪，八品銀間鍍金簪。”看來，在那時，首飾也不是可以隨便佩戴的。
《衣衫》
關於服裝美，李漁提出了許多相當精彩的思想，如“貴潔”、“貴雅”、“貴與貌相宜”，而在製作的時候要“相體裁衣”，等等。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一套衣服如果弄得髒兮兮的，再好也不美；如果隻是華麗，甚至花裏胡哨而不雅致，那也很難說得上美；特別是，如果與他（她）的麵色、體態不相稱、不相宜，那更談不上美。為什麼一套衣服若讓好幾個人來穿，有的人穿上好看，而有的人穿上則不好看呢？李漁說，這是因為“麵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人有生成之麵，麵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各人必須找到自己的“與貌相宜”的衣服。說到這裏，我想再順便提一下，李漁隻談到衣服與麵色的關係，而沒有具體論及衣服與體型的關係。這是個遺憾。之所以如此，還是前麵曾說過的那個原因：中國的民族傳統不重視人體美，很少從解剖學的角度研究人體，也很少注意到人體的線條美。隻是在後麵談到“鸞絛”即束腰之帶時，李漁才提起“婦人之腰，宜細不宜粗，一束以帶，則粗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間接地涉及人的體型、線條問題；然而，所談也不是裁剪和縫製衣服時要考慮形體美和線條美，而隻是說用束衣帶的方法顯出身段的形體美和線條美。
但是，無論如何，李漁的服裝理論中還是提出了衣服要“與貌相宜”和“相體裁衣”的觀點，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什麼叫做“與貌相宜”？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可以有幾個方麵的意思。
一是與人的麵色相宜。不同的人，麵色黑白不同，皮膚粗細各異，所以就不能穿同樣顏色、同樣質料的衣服。這一點李漁有比較自覺的意識。
一是與人的體型相宜。上麵說到李漁對此關注不夠。今天的服裝設計師特別注意人的體型特點，譬如個子的高矮，身材的胖瘦，肩膀的寬窄，脖子的長短，臀部的大小，上身長下身短或是下身長上身短，腰粗或是腰細，胸部是否豐滿，等等，根據每個人的不同特點，設計、裁剪和縫製合身的衣服。
一是與人的性別、年齡、文化素養、內在氣質、社會角色等等相宜。李漁對此也有所涉及，他提到衣服與“少長男婦”即性別、年齡的關係，與“智愈賢不肖”即文化素養和內在氣質的關係，等等。
一是與一定社會的時代風尚和文化氛圍之下人的精神特點相宜。例如魏晉時部分文人蔑視禮法，他們的衣服常常是寬衫大袖、褒衣博帶；唐朝社會相對開放，女子的“半臂”袖長齊肘，身長及腰，領口寬大，袒露上胸，表現了對精神羈絆的衝擊和對美的大膽追求；宋代建國，控製較嚴，頒布服製，“衣服遞有等級，不敢略有陵躐”，人們衣著相對嚴謹；等等。
做到“與貌相宜”的關鍵在於“相體裁衣”。“相體裁衣”或稱“量體裁衣”、“稱體裁衣”，這個思想大概最早見於《南齊書·張融傳》：“（太祖）手詔賜融衣曰：‘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剪稱卿之體’。”太祖皇帝把自己穿過的一通故衣賜予大臣張融，並事先按照張融的身材重新裁剪，以與其體相稱。李漁認為，“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大體說，麵色白的，衣色可深可淺；麵色黑的，宜深不宜淺，淺則愈形其黑矣；皮膚細的，衣服可精可粗，皮膚糙的，則宜粗不亦精，精則愈形其糙矣。這裏的論述，缺點仍然在於隻談麵色不談體型，總使人覺得沒有完全搔到癢處。
李漁談服裝美，還有幾點值得稱道：
他注意到衣服的審美與實用的關係。當談到女子的裙子的時候，一方麵他強調裙子“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的實用性；另方麵他又強調裙子“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搖”的審美性，應該將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