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其世界觀的複雜性。
一方麵，李漁作為生活在封建社會末期的一個文人，雖然一生坎坷漂泊，但他的思想從根本性質來說，還是為他的時代的統治思想所規範化了的。譬如，他腦子裏裝滿了那個時代和當時的統治階級給予他的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觀念，他也自覺地維護這套在他看來是天經地義的觀念，所謂“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節義”。他明確表示，自己一生的著述活動都要自覺地為封建政治和道德風化服務：“為聖天子粉飾太平”，“正規風俗”。在《閑情偶寄》凡例中，他說：“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點綴之秋也”。因此，他自我表白：“草莽微臣，敢辭粉藻之力。”他心目中的“聖天子”和封建君主製度是神聖的，誰要是造這個“聖天子”和封建君主製度的反，如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他則本能地罵之曰“賊”。如果把李漁同差不多與他同時的進步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唐甄等人相比較，那麼李漁世界觀中的這些落後麵，就更為明顯。當李漁在明清之際的戰亂中，悲歎“天寒烽火熱，地少戰場多”、“兵凶誰不識，無奈近人何”時，卻從不懷疑封建製度本身，而是仍舊抱著“耕釣俟升平”的希望；黃宗羲對那個大動蕩的時代的感受卻是：“天崩地解”。黃宗羲的思想甚至越出了封建的藩籬，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君主製度本身，認為一姓之君主在未取得統治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既登皇位之後，“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與李漁的思想，不啻有天壤之別。李漁世界觀中那些封建階級的政治和倫理道德思想的汁液，自然浸染在他的戲劇美學思想中，這就使他一味地主張戲劇要“助皇猷”、“益風教”，其曆史的局限是十分明顯的。
再譬如，李漁世界觀中還表現出封建社會末期一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腐朽性，他的人生哲學，他的品行，都具有明顯的十分庸俗和消極的方麵。在《閑情偶寄》的《聲容部》中，他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津津樂道於選姬買妾嫖妓，許多地方猥瑣不堪，趣味低下，迎合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聲色之欲，直接服務於他們的腐朽糜爛的生活需要。他還自稱是好色的登徒子，甚至說自己“年將六十”，“尋花問柳，兒女事猶然自覺尋常”。為生活計，他還常向權勢新貴“打抽豐”，以至摧眉折腰，百般逢迎，以求維持其“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的生活。在《閑情偶寄》中的許多地方，他還宣揚一種沒落階級的人生在世、享樂為第一要務的思想。他說：“傷哉，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彼夭折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這樣，自然的結論就是：得行樂時且行樂。一方麵，他勸封建統治階級想方設法享樂，並教給他們享樂的方法，包括傳授如何選妾、嫖妓的方法；另一方麵，他又要貧苦人民安守和滿足於貧賤狀態。因為貧困，沒有享樂的物質基礎，他就大肆宣揚所謂“退一步法”“我以為貧，更有貧於我者；我以為賤，更有賤於我者；我以胼胝為勞，尚有身係獄廷，荒蕪田地，求安耕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則苦海盡成樂地。”這是宣揚典型的自我麻醉主義，要貧苦人民安貧守賤，維持受壓迫受剝削的現狀。其實，要貧苦人民采用“退一步法”進行“享樂”，從根本上說，也就是保證統治階級安安靜靜、舒舒服服地享樂。不管李漁意識到或沒意識到這一點，其最終結果就是如此。李漁的這種處世哲學影響到他的戲劇美學，就表現為要求戲劇成為統治階級消遣、玩樂的工具。在談到傳奇中插科打諢問題時，李漁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詼諧弄筆之人為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這話從另一麵來理解，也就是：當世貴人自然應當“家蓄名優數輩”，為他們排憂解悶，滿足聲色之欲。--在他看來，這也是戲劇應有的一種作用。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還應該看到李漁世界觀中絕非全部是落後的、腐朽的東西，而是同時具有進步的、積極的因素。李漁中年以後，家道毀於戰亂，逃難中，對官兵的暴行也深有體察；後來靠演戲維生、賣賦糊口，“僅有潤筆錢，並無卓錐土”，“硯田食力倍常民，何事終朝隻患貧”，常常處於貧困之中。這樣的生活遭遇，不能不使他的思想發生某種變化（雖然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譬如，他比較地接近了下層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並給予真切的同情。他在《寫憂》詩中曾這樣描述戰亂中人民的苦難：“極目千家淚，驚心六月秋，試觀旬日裏，又白幾人頭？”在五律《憂歲》中，李漁描述了一般人民的荒年之苦：人們糊口已經很困難，“複患收成少，連荒豈易過，大家憂獨甚，饑歲食偏多”；但是官家還是照樣征收捐稅，所以還得“預儲延吏酒，旦夕緩催科”。李漁還寫過一首《獲兔》，發出“是人皆喜獲，惟我獨長籲”的感慨，表現了他對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們的同情之心：“非無三窟狡，隻為一饑愚，試問皇皇者，誰無入口軀？”再譬如，李漁雖對封建製度和“聖天子”的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從未懷疑，但戰亂生活的不幸遭遇，畢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官與兵的殘暴和腐朽。除了前邊我們已經引述的《避兵行》一詩所描寫的情況之外，李漁在其他許多詩文中也不同程度地對官兵的罪行作了揭露。他甚至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兵”比“賊”更壞：“賊心猶易厭，兵誌更難遂”。在《風箏誤》傳奇中，李漁也順便寫到封建軍隊的腐敗，他給那些武將起的名字是：“錢有用”、“武不消”、“聞風怕”、“俞敵跑”，身為帶兵之將，從未上過戰場，隻為餉錢而來。李漁在他的小說中也對當時腐敗黑暗的官場吏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如《連城璧》第二回寫一個比較安分的官蔣成，數年之內，斂金數萬；至於貪官惡吏，可想而知。李漁發議論說，人一入官場，須先“把良心洗去”，“把天理告辭”。此外，李漁還在《比目魚》和《蜃中樓》傳奇中，歌頌了青年男女為爭取美好的愛情生活而同封建惡霸和封建傳統勢力所進行的鬥爭，甚至不惜以身殉情。這也表現了他世界觀中積極的方麵。李漁世界觀中這些積極的、進步的因素，也同樣反映在他的戲劇美學思想上，並且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成為李漁在戲劇美學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必要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闡述李漁戲劇美學內容時，還要詳細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