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裏學自然科學。現在常智同她在武漢工作，也談了談這些年來經曆的坎坷。
至於張冠倫同誌，則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回到冀中認識的。當時，楊循同誌是《冀中導報》的秘書長，我常常到他那裏食宿，因此也認識了他手下的人馬。在他領導下，報社有一個供銷社，還有一個造紙廠，張冠倫同誌是廠紙廣設在饒陽縣張崗。張冠倫同誌是一位熱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農民又像商人像知識分了一，三者優點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時四遊擊，也常到他的紙廣住宿吃飯。管理夥食的是張翔同誌他的紙廠是一個土紙廠，專供《冀中導報》用。在一家大場院裏，設有兩盤高大的石碾，用騾拉。收來的爛紙舊書，堆放在場院西南方向的一間大廈子裏。
我對破書爛紙最有興趣，每次到那裏，我都要蹲在廈子裏，刨揀一番。我記得在那裏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聖教》和一本石印的《書譜》。
解放戰爭後期，是在河間吧，張冠倫同誌當了冀中郵政局的負責人。他告訴我，土改時各縣交上的書，堆放在他們的倉庫裏麵。我高興地去看了看，書倒不少，隻是殘缺不全我隻揀了幾本亞東印的小說，都是半部。
這次來訪的張冠倫的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了他說：
“在張崗，我上小學，是孫伯伯帶去的。”這可能是在土改期間那時，我們的工作組駐在張崗，我和小學的校長、教師都很熟。
土改期間，我因為家庭成分，又因為所謂“客裏空”問題，在報紙上受過枇判，在工作組並不負重要責任，有點像後來的靠邊站土改會議後，我冒著風雪，到了張崗。我先到理發：店，把長頭發剪了去。理發店胖胖的女老板很是奇怪，不明白我當時剪去這一團煩惱絲的心情後來我又在集市上，買了一雙大草鞋，向房東老大娘要了兩塊破氈條墊在裏麵，穿在腳下，每天蹣跚漫步於冰凍泥濘的張崗大街之上，和那裏的農民，建立了非常難能可貴的情誼。
農村風俗淳厚，對我並不歧視。同誌之間，更沒有像後來的所謂劃清界限之說。我在張崗的半年時間裏，每逢紙廠請客、過集日吃好的，張冠倫同誌，總是把我叫去解饞。
現在想來，那時的同誌關係，也不過如此。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進城以後，柑互之間的印象，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的命運大致相同。他後來死去了看到有這麼多好同誌死去，不知為何，我忽然感慨起來：在那些年月，我沒有貼出一張揭發檢舉老戰友的大字報，這要感謝造反餱對我的寬容。他們也明白：我足不出戶，從我這裏確實挖不出什麼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脤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遞那種賣友求榮的小報告，也不曾向我曾經認識的當時非常煊赫的權威，新貴，請求他們的援助與哀憐，我覺得那都是可恥的，沒有用處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種種苦難，隻是按部就班地寫我自己的檢查，寫得也很少很慢。現在，有些文藝評論家，讚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當時卻不是這樣，因為我每天隻交一張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屢遭管理人的大聲責罵，並扯著那一頁幅紙，當場示眾。後來十脆把我單獨隔離，麵前放一馬蹄表，計時索字。
古人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實，這是不夠的。又說，使生者死，死者複生大家相見能無愧於心，能不臉紅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對朋友，能做到這點嗎？我相信，我的大多數朋友，對我是這樣做了。
我曾告訴我的孩子們：
“你們看見，我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朋友們的追悼會，等我死後，人家不來，你們也不要難過。朋友之交，小在形式：
新近，和《文藝報》的記者談了一次話，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讀者來信，責難我不願回憶和不願意寫“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種推諉。文章是難以寫得周全的，果真是如此嗎？我的身體、精神的條件，這位遠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也想到，對於事物，認識相同，因為年紀和當時處境的差異，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會完全相似的。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觸這一重大主題，我是能夠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觸這一主題最多的青年同誌們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漸凋謝，年少者有待成熟，這一曆史事件在文學史上的完整而準確的反映，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