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無論法製還是法治，《水滸傳》中大多沒有反映，是宋代統治者所設計的司法、執法的公平隻停留在紙上，沒有能夠在民間普遍實施，因而在《水滸傳》沒有反映呢，還是《水滸傳》的作者不了解或不關注這些而沒有深人描寫呢？如果是後者也還有兩個可能，一是作者生活在宋代以後，對這些不了解；一是作者認為這些沒有意義，不值得去寫。這些是我讀《水滸傳》時感到有興味的問題，這裏提出來與讀者共同思考。
2.法製中的製度及程序正義與《水滸傳》
立法與《水滸傳》中寫的底層社會關係不大，但司法、執法與《水滸傳》中主人公關係極為密切。值得詳細述說。今人郭東旭在《宋代法律與社會》中的！宋代法製建設的新特色》中指出，宋代統治者在刑事訴訟中關注程序正義和製度正義，這也是這個朝代法製建設的突出亮點。他說：
在宋代，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構建了完備的審判、複核、監督檢查機構體係，規定了詳密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製度。尤其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曲法枉斷和長官獨斷而造成刑獄冤濫，從製度層麵對審判權進行限製。
“審判權”在古代是地方行政官員不得了的權力，有了這個權力用吳思的話說就是掌握了“合法傷害權”。舉個現代的例子：比如你犯了罪，對照！刑法該判有期徒刑七至十五年，那麼這其間八年也就是有審判權的法官“合法”的傷害你的權力，判你七年也對，十五年也對。要想不受到傷害，隻能或是盼望這位官員是個青天大老爺，一心秉公（這是少之又少的），或是花錢來買他擁有的這個權力。當然現代有些辦法限製這個權力，使其不能濫用。這一點宋代統治者就考慮到了，他們想在製度上杜絕（不可能）或控製這些現象，使得法律實體能在本來意義上得到實施。下麵僅就與《水滸傳》有關的做些介紹：
一是“鞫讞分司”。“鞫”就是審問、推勘，弄清案情真相；“讞”是指定罪量刑。這種做法是將審判權一分為二：審理與判決。這有點類似今天的檢察院和法院的部分分工。審訊案情的官員無權過問檢法斷刑；檢法斷刑的官員也無權影響審問。不僅朝廷的大理院分“鞫司”、“讞司”（又稱“法司”），即使地方州郡也是如此，如州中“司法參軍掌議法斷刑；司理參軍掌訟獄勘鞫之事”（《宋史》）。司理參軍負責審理推勘；司法參軍負責判決。
如果州小，知州屬官少，也要委派不同的官員將兩者分開。這是從北宋到南宋曆代皇帝都很關注的。這種製度在《水滸傳》中隻一見。第十二回，楊誌殺了牛二以後，從東京街上的“眾人”到開封府公人都同情他為民除害：
推司也覷他是個身首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疑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卻招做一時鬥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誌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子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
這裏提到的“推司”就是開封府左右廳推官，凡州府都有兩個審判廳，兩個監獄。開封府稱左右廳（或左右廂）負責審訊，最後判決由府尹主持，這也是“鞠讞分司”。其中所說“疑狀”是把這次有人命的大案，作為“疑獄”來處理。當時能夠定為“疑獄”的條件是“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指犯罪者有不得巳的苦衷，沒有條件驗屍，被指責的殺人罪行沒有直接證據），都可以上報到皇帝那裏。楊誌殺人，有屍有證，其能成為“疑獄”是“情理可憫”。作為疑獄，其訴狀才稱之為“疑狀”，推官又把這個訴狀改輕了一改為“鬥毆”和“誤傷”。實際上二人算不上“鬥毆”，隻是牛二耍賴，楊誌一時興起，殺了牛二，說“誤傷”也不準確。
若不是推司把實際情況做了模糊處理，按律楊誌雖不會為牛二抵命，但判的肯定會重一些，如杖脊八十，發配於兩千裏之外遠惡州軍、甚至使人聞而生畏的沙門島，決不會隻杖脊二十，發往北京大名府這個繁華之地充軍。
二是長官躬親。宋以前各地行政長官往往把審案一類的事情委托給屬下佐官或吏員，長官隻是簽發文書而巳。這使得下屬得以上下其手，因緣為奸，而且出了問題責任不明。到了宋初，宋太宗強調“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也就是判處徒刑以上的罪，長官必須親自主持。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下詔要求州縣官吏親自審案，“凡勘斷公事。並須躬親閱實。無令枉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