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神》四萬兩千言，是我散文中最長的一篇。《中篇小說選刊》編輯部來電要轉載，按慣例必須寫一創作談，隻得再嘮叨幾句。
任何文體都有自己的藝術規範，作家必須揣摩不同文體間的差別，以求較為熟練地駕馭某種文體。但是，作家一旦進入創作，文體的規範又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真正成為作家創作強大驅動力的，往往是心靈中急於釋放的不吐不快的情感和久久鬱積於胸的痛苦。
關於武聖關羽，早在三年前就是我想要寫的一篇文章，為此，我曾兩度到山西晉南采訪。這期間，我寫出了《祖槐》、《飄逝的絕唱》、《沂蒙匪事》、《國蟲》等篇章，對《東方之神》卻遲遲不敢動筆，因為這個題材太古老、太沉重、太龐雜、太宏大了，我一再懷疑自己是否有駕馭和表現這個題材的能力。霍布斯曾指出：“人們不是生而為公民，卻是被造就為公民”。這確是一語破的之論。倘若說一個國家人民的道德水平尚達不到被稱為公民的標準，那隻能說明負有造就“公民”之責的國家的失職，而不能反過來指責人民的人性和素質。吏治腐敗則民風不正，官德毀則民德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麵對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社會上所出現的種種不良現象，使正直的人們痛心疾首地感到：以法治國，勢在必然；以德治國，迫在眉睫。於是，我硬著頭皮寫出了《東方之神》。作品一旦問世，便屬於社會，至於是否能達到我寫此作的目的，隻好任憑廣大讀者去月旦臧否了。
關羽作為中國的武聖人，是經過代代國人共同塑造出來的一個傳統文化的“心靈標本”，尋找關羽就是尋找中國傳統文化所定位的“人格的坐標。”當然，處在21世紀的中國，我們應不斷揚棄、修正並注入這“人格坐標”以新的內涵。我們知道，道德、倫理問題的出現有著深層的原因。作家及輿論界對道德的呼喚僅是軟性的，而不斷完善我們的體製和法製，才是硬性的。但不管軟性或是硬性，都是在框範、約束和調節人的行為，使之達到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的標準，重新建構國民的道德意識。
一個作家的聲音有時會顯得勢弱音微。但對作家來說，任何時候都應忠實於自己的職責，自己的良知，自己的靈魂，自己的人格，把脈管中真實的血的蒸氣，奉獻給善良的讀者。
2002年10月3日急就於軍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