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關羽的故裏運城，每年都於金秋時節舉辦為期七天的關公文化節。這期間，運城市內，人山人海，掎裳連袂；解州關帝廟中，履舄交錯，戶限為穿。大祭仿明代祭聖之規範，所用樂器有笙、管、塤、笛、箏、鼓、柷、敔、編磬、琵琶、雲鑼等，足具古雅樂“金、石、絲、竹、土、匏、革、木”的八音之設。祭禮所用犧牲，也按明祭舊製，采用最高大禮太牢（整牛、整豬、整羊）。祭禮程序分鳴鼓、上香、行初獻禮、奠玉帛、進俎、行亞獻禮、讀祝文、望燎、行終獻禮，另外再加上飲福酒及各類藝術表演……應該說，在被稱為“武廟之祖”的解州關帝廟內，舉行這等祭聖活動，不僅是對關公文化的一種開掘、弘揚和拓展，也能成為我們緊密連結海外華裔僑胞的一條無形的紐帶……
然而，令我們擔憂的是，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城鎮，關聖雕像已無所不在，甚至被惟利是圖的商人將之放進桑拿浴、戀歌房、三陪室……這無疑是對關聖這尊民族道德雕像的最大褻瀆。更有甚者，有人借百姓“崇關”的從眾心理，斂錢聚財，重建關廟，大搞迷信活動……當高樓大廈已壓得地球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在人滿為患，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再建廟宇，是一種對國家乃至對整個人類都不負責的行為。倘若關公真能顯聖，定會重掌猛擊那些“歪嘴和尚”，甚至會放火燒掉榨取民脂民膏所建起的有辱他那巨大良心的關廟！
當今，與時俱進的中國之商品經濟的列車明顯提速加快。然而，某些人的道德情操卻被風馳電掣的經濟列車，甩出了軌外。
近日，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讀罷瞠目結舌，驚怪駭異。消息稱：某電視攝製組在拍的《武聖關公》連續劇中有這樣的情節：三個莫須有的女子，與武聖有情感糾葛，甚至還有“私生女”。聖人也得搞腐化，把神聖的關爺寫成了一個“老流氓”。對此，運城關公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孟海生，拍案而起，兩度致信廣播電視部，阻止了該劇的拍攝與播放。“文革”初期，孟海生係解州中學的紅衛兵頭目，是他率眾與從全國各地湧來的紅衛兵對峙了46個日日夜夜，才保全了解州關帝廟。今天，他出乎正義，又阻止了影視圈內個別人對關公的“聖頭著糞”。
我猜度，《武聖關公》的編創人員，大概隻顧迎合世俗去追逐票房價值，卻對播放後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沒有顧及。而最根本原因，是編創人員對關聖的曆史成因，所知無多。
明清兩代，關戲倍受朝野上下垂青。但朱元璋和雍正帝即位期間，惟恐優伶褻瀆關聖，都曾降旨禁演關戲，“如有違者，法司拿究”。明洪武以還，清雍正以降，帝王們見關戲難罷，隻得開禁。但對梨園子弟演關戲，訂有諸多“天條律例”。譬如，演關戲必須用文樂、雅樂，不得用武戲所慣用的武樂、粗樂；扮演關公者必須貌端行正，演關戲前，或一月或半月不得行房事，且要素齋；演出前夕，扮關公者必須沐浴；登台之前，所有演員必須焚香齊拜關聖；演出之時，演關公者的一招一式，均不得有失君子聖人之風範。對看關戲的觀眾，也立有諸多規矩，君臣黎庶，誰人也得遵行。即使頤指氣使的西太後那拉氏在關戲開演時，也得離坐而起，前迎幾步，作恭敬狀後，方可重歸座席……
前些年，台灣台北市有人為慶賀一座新影院落成，曾拍有一部關公在曹營的影片。誰知，僅因影片中有關羽與兩位嫂夫人“眉來眼去”的幾個鏡頭，便引得觀眾義憤填膺，血脈僨張，人們攘臂瞋目，吹唇唱吼地衝上舞台，扯碎了銀幕，並縱火焚燒了影院！
歐洲當代學者認為：宗教想像力的喪失，是20世紀人類悲劇的原因之一。
中國古人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鬼神、畏聖人之言。
“人”作為上蒼未完成的動物，在自造自塑自捏的“超自然力量”的神隻麵前有畏懼感，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能抑製人的動物性本能和約束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人是不能“無所畏懼”的，因為在人欲物欲的誘惑麵前，人的理性與自覺還相當脆弱。我們可以不信鬼神，但是人與魔鬼之間並非隔著汪洋大海，有人隨時可以把心交給惡魔，甚至幹脆淪為魔鬼。由“鬼”變成人常常需要一個痛苦的心路曆程，而人墮落成“鬼”有時僅是一步之遙。
科學技術的猛銳發展，已使人類進入信息文明和數字文明時代。但人類物質大廈的摩天而矗，卻沒有使人類的精神大樓同步茁拔。有良知的文化人，麵對人性之惡自古已然、於今為烈的現狀，莫不椎心泣血。
君不見，先是一個個、後是一窩窩所謂的人民公仆，大搞權錢交易，動輒受賄幾百萬、幾千萬，而那每一張鈔票裏都浸透著百姓“鋤禾日當午”的血汗；君不見，某些西裝革履、道貌岸然的所謂父母官，寡廉鮮恥地拜倒在石榴裙下，二奶小妾偏房側室列隊成排，演出了一幕幕權色交易的醜劇；君不見，在某貧困地區，有的鄉鎮幹部像吸血鬼般地向百姓猛攤硬派，甚至還出現過曆代官場最駭異的醜聞，被敲骨吸髓後的百姓若交不出錢物，可用家中黃花閨女代之，去陪伴他們臭味相投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