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上述的過程不是一步就走完（或走到）這個過程的。他初來上海時，不過是來看看，是等待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有可能變得更艱難，更希望很快就能走出戰爭。所以，他在1934年剛來上海時、還排了《抗金兵》與《生死恨》兩出戲，1934年還因私事短期回過北平一趟，結果就遇上了程硯秋正在北平唱戲（可見程硯秋之抗戰。也同樣有個過程。）梅蘭芳身邊的人，勸說他也唱一期，梅蘭芳本是“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於是就唱了，兩人的戲園子還相距不遠。從老百姓的心理看。都覺得梅蘭芳剛走又回來了，雖說他表麵上說自己不再唱戲了。但演員的話是不能過分認真的，現在他不又回北平了麼？他不又唱戲了麼？所以，北平觀眾很歡迎梅蘭芳的歸來，更熱衷於他與程硯秋打上了對台。戲迷是很感謝打仗的呀，沒有打仗，就沒有梅蘭芳的暫時離開與忽然歸來，就沒有他們師徒二人的打對台。因為平時看各自平時的演出，與當時看雙方多少有些意氣的對台戲，那味道是很不一樣的啊。結果，兩人各自的演出都很好，可以算是打成個平手了吧？
還說梅蘭芳複又重新回到上海，形勢嚴峻了，他不再公開唱戲了。而北平方麵的程硯秋，由於受到敵偽勢力的擠壓，也不再登台了，躲避到郊區青龍橋種地去了。這樣，梅蘭芳與程硯秋一南一北，他倆在抗戰問題上又聯起手來，與敵人打起了對台。兩人都在堅持，都不能輕易退縮。看來，這時的他倆，又各自在心裏“鉚上了”。這樣的師徒，不是非常好的麼？等形勢又有了發展，上海也陷落了，梅蘭芳這才在陷落之前，先一步躲到了香港。梅蘭芳一輩子以愛美與追求美，作為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如果讓他長期生活在敵人的鐵蹄之下，處處看統治者的鼻息做事說話，這不就太難為了他幺？從這個意義上看，他預先躲避出敵人控製的範圍，從小範圍上稍微鬆閑一番，這倒比較符合梅蘭芳的心性。甚至於，連廣大愛好京戲的戲迷，也希望梅蘭芳能夠這樣生活，他們不希望敵偽人員每天去敲梅蘭芳的家門，他們希望梅蘭芳能夠生活得更寬鬆與更從容。
還應該談一談後來梅蘭芳麵對日寇不合作的方式。資料上講，日本人派了一個課長找到梅蘭芳的家裏，勸他到電台錄音。梅蘭芳委婉拒絕，說自己老了，嗓子也已經不行了。日本人第一次碰壁，但修養甚好，沒有發火。其實這樣做是聰明的，他們對待自己國家的能樂與歌舞伎藝人的態度，大體也與對待梅蘭芳相似。日本人懂得這些古典藝人的價值，找他們給自己做事，不必也不能太直露。提出了要求，如果對方答應，當然好；如果不答應，那就等一等再說。這樣，讓古典藝人從容些，同時讓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度些，這樣不是兩全其美麼？後來,梅蘭芳對日本人采取了“智取”：知道日本人次日要來纏繞，於是前一天給自己注射一種能夠製造暫時發燒的針藥。等日本人來了，悔蘭芳正發著燒，他艱難講“自己實在是沒辦法了”。而日本課長也順坡而下，再沒有強逼梅蘭芳帶燒錄音。其實，這樣的曆史事實，有時能比李玉和的“赴宴鬥鳩山”更帶有文化氣息，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梅蘭芳，都似乎更豐富而準確一些。
總之，梅蘭芳生活的中心就是京劇，而且是北派京劇中最為莊嚴、也最為明麗的那種。他捍衛自己的藝術的心思很重，甚至高於自己的生命。他多次來過上海，也認識不少上海的人，並且關係非常融洽。他願意在矛盾尚不直接的上海（包括香港），過完那戰爭狀態的時期，對此他既是無奈的，但又是堅決的。他自己不演出，竟決定推出弟子李世芳代表自己演出，使用自己班社的老演員去輔助李世芳。這，實在是很高明的一筆，是間接的抗戰舉動。
至於他本人在抗戰中的深夜，把住所的帷幕拉嚴，然後用折斷的火柴棍取代京胡上的琴碼，這樣胡琴的聲音就大大降低。他寂寞地拉起了京胡，懷念遙遠北平的故人與老戲園子，懷念那些古老的戲本與樸素的表演。所有的這些，都讓梅蘭芳的“南遷”更富有人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