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它們的確，我說，的確都是我寫的。這我無法解釋，編輯說，事情有點難以置信：第一篇的詞藻華麗，是一種宗教的、迎合低級趣味的感傷作品，因此特別俗氣；而第二篇--在這裏我沒有絲毫的理由來恭維您--第二篇我卻覺得了不起。請您給我解釋一下吧！
我沒法向他解釋，我直到今天也沒有找到一種解釋。事實上我覺得，作家是完全可以拿那個銀行盜竊犯來做比較的：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謀劃了一次偷盜，在陰森可怖的黑夜裏獨自一人去撬保險箱，可是他並不知道將獲得多少金錢與珠寶，並不清楚即將獲得的財物是什麼樣的東西；他孤注一擲，結果坐了二十年的牢，遭受了驅逐與流放。而作家與詩人，我想，也是以他們每一次新的創作在作孤注一擲的嚐試。這就是風險：罪犯可能撬開了一個空的保險箱，可能被逮住，也可能一舉獲得前所未有的收益。誠然，作家又不同於這樣的罪犯：作家有自己的風格，有區別於所有其他人的標誌--大師的印記。可是一旦其他人，即他的讀者和批評家給他貼上了這種標簽，那麼，原來的寫作模式就會重新出現，因為這時候寫作不再是“別無選擇”的事情，而純粹是墨守成規了；當然，這種墨守成規是帶著大師的印記的。高明的銀行盜竊犯和拳擊手都知道，每一次新的偷盜，每一次新的拚搏，都要比前一次更加艱難，更加危險，因為他們有過閃失，人們對他們已經有所了解；同樣，作家想必也有類似的情形，我確信這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樣的，盡管在他們的書房裏掛著同業公會頒發的工匠合格證書。對一個藝術家來說，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唯獨一樣不會有，那就是退休。“下班”，這是兩個偉大的、人道的字眼，值得成為嫉妒的對象，可是藝術家卻不熟悉這兩個字眼，除非他永遠活在某一段時期內“終結了自己的藝術”，並決定承認這個事實；要是那樣的話，他就不再是藝術家了。當然，這隻是一種想象而已，它對我來說不可能是現實。我曾經讀過一書評，可惜我無法引證它的作者了，因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說：一個人懷孕不可能是半吊子的事情，而我則覺得，一個人無論從事什麼職業，都不能當一個半吊子的藝人。
“別無選擇”是誇張之詞，可我對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還是一直沒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對於那些創造和接受藝術的人來說，藝術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少數幾種可能性之一。猶如生老病死很少能成為經驗一樣，藝術也很少能成為經驗。當然，有人生活得很有經驗，但是這種生活已經沒有生機可言了。有些藝術大師後來也成了純粹按經驗辦事的人，這樣，他們也就不再是藝術家了，即使他們不向自己，也不向別人承認。一個人不能成為藝術家，並不是由於他幹了什麼壞事，而是由於他在開始創作的時候對所有的風險產生了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