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表麵上並不在意這種情況，而是繼續大放厥詞：“如果我們革命軍人沒有剿滅匪共殘餘的決心，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要予以製裁的。”他說到這裏，揮拳攘臂，加重了語氣，一副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的樣子。
他也許沒有料到他的這番講話已引起在座軍官的普遍反感。這一年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早已將紅軍看作了日後抗日救國的友軍，對蔣的這套論調簡直是嗤之以鼻。於是下邊的人便悄悄議論開了：
“這講得是什麼屁話！”
“簡直是混蛋邏輯。”
“給這家夥一槍算了，他算是什麼委員長！”
張學良見勢不妙，生怕出什麼意外便臨時撤消了先前計劃陪蔣到台下同站在前排高級軍官握手接見的程序，隻是違心地講了幾句歡迎蔣委員長親臨西安巡視的客套話，便草草結束了大會。
他和楊虎成陪蔣介石走出門外時，猛然發現一條剛貼上的“安內攘外”的標語，已給人塗改為“按內讓外”，以諷刺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他心裏好一陣緊張。好在蔣介石隻顧為剛才的場麵生悶氣，並沒注意牆上的標語，否則，他不知又該氣成什麼樣子了。
張學良十分清楚蔣介石此行的目的就是逼迫他和楊虎成繼續剿共。蔣到西安的頭兩天，還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要他和楊虎成以及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等陪著攀登華嶽，遨遊終南，好一副閑情逸致的樣子。在終南山頂，蔣介石突然問道：“學良，最近讀什麼書啊？”
“近來我在讀兩本書，一本是唯物辯證法，一本是政治經濟學。”張學良坦率地說。
蔣介石馬上將麵孔板起來，以教訓的口吻說：“我在十幾年前，看過不少這種書，這些書都是俄國人寫的，不適合中國人的國情，你看了是會中毒的，以後不許你看這些書！你以後要好好地讀《大學》和《曾文正公全集》等書，你把這些書讀通了，將一生受用不盡。”
張學良不便與之爭辨，隻好一笑了之。
之後，蔣介石又將張學良、楊虎成召進他的臨時行轅臨潼華清池，宣布他繼續剿共的計劃。他說：“匪共殘餘竄抵陝北，現至多不過三萬餘人，隻要努力，兩三個月消滅匪共殘餘是不成問題的。”
張學良極力反對，並公開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意見，還說明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東北軍的主張。蔣介石聞之，頓時色變，把桌子一拍，厲聲說：“你們不要說了，剿共乃是黨國大計，沒有商量的餘地。你們如果不想幹，就把隊伍開走，我調集三十萬軍隊和一百架戰鬥轟炸機來解決匪共殘餘！”
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壽為名，由西安到洛陽，秘密部署在西北大舉剿共計劃。十二月四日，蔣介石由洛陽乘專車再度去西安，進行最後的攤牌。張學良在十二月七日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向蔣介石“哭諫”，以期阻止蔣收回成命。不想，蔣介石勃然大怒，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蔣介石怒氣衝衝地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張學良“哭諫”失敗，被迫采取了扣押蔣介石，迫其抗日的行動。於是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爆發後，江迅所在團本應開赴潼關，但由於西北軍馮欽哉的叛變，沒有堵住潼關，何應欽指揮劉峙以五個師的兵力闖進潼關，他們團被圍困在華縣。緊接著又傳來何應欽派飛機對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大肆轟炸，炸毀房屋千餘間，死傷居民數百人的消息。
江迅將許副團長和梁參謀長召到身邊，表情嚴峻地說：“我剛接到司令部的電報，少帥已命令東北軍主力集結渭河南北備戰，另以東北軍一部集結在固原，平涼監視胡宗南軍，而讓楊虎城的部隊控守西安。看起來，我們這裏必有一場惡戰了。”
“紅軍方麵的反應如何？”許副團長關切地問。
“哦，我忘說了，”江迅說，“少帥在事變發生當天就打電報給陝北，邀請中共和紅軍即派代表團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聽說周恩來先生率的代表團已經到了西安，住在金家巷張公館的東樓。”
“太好了。”許副團長驚喜地說，“如果有紅軍的參與，和平解決西安危機就有望了。”他自從被紅軍放回來，便多次流露出對紅軍的好感和信賴。
“恐怕不會那樣簡單吧，”梁參謀長不以為然地說，“共產黨和蔣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相信周恩來會放過蔣介石。”
江迅也疑慮起來。他對共產黨並不了解，也並不相信紅軍能成什麼大氣候。不過，他對紅軍對待東北軍的誠意還是很欽佩的。他於是說：“我看少帥的決策還是對的，既然事已至此，依我看也不妨利用一下紅軍的勢力，一旦和南京打起來，也好有個照應。”
隨即，他們又把話題引到家屬的問題上。他決定先派李參謀帶幾個人去渭南看看情況，如果城中實在危險，就先將她們疏散出去。李參謀就是幾年前到遼城接雨霖去北平的警衛排長李森。
李森接到命令，未敢怠慢就帶上幾個人連夜去了渭南縣城。這會兒，雨霖她們也正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所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