郾城縣柿園王村緊傍公路，從洛陽通往安徽界首的公路穿街而過。倘若從柿園王村去市裏，一二十分鍾就能到達懸掛著國徽的市政府大樓。這些年來，柿園王村的大名遠近皆知，附近村落的人都視它為難過莊，說它像個釘子似的卡住洛界公路的嗓子眼兒，讓縣市領導不舒服。柿園王村並不大，全村僅9031人，共906畝地，莊小地少，人雜事多。當初修公路時，周邊村莊都順順當當，惟有它競有五六十戶釘子戶楔在這裏，挪天說地也難撼動它半步。這個村還是全市有名的欠公糧村，有的農戶竟有四五年不曾交過公糧。因為離漯河市近在咫尺，這裏風起青萍，市裏就會浪湧三丈，村民們的業餘愛好就是開著小拖集體上訪，近去漯河，遠去鄭州，把個鄉縣幹部忙得不亦樂乎，即使圍追堵截也難奏效。人說柿園王村就是漯河市的扁桃體，稍有頭疼腦熱，它一準先紅腫。柿園王村的毛病究竟出在哪裏？幾年來鄉縣市三級領導實際上都曾多次給它把過脈，就像專家會診那樣，對它的病症十分清楚。柿園王村的農民實際上並不窮，有的還相當富，為什麼會吃肉罵娘？關鍵是村委會一級的管理機製跟不上形勢。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製，農民們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和積極性，越來越富的農民較之以往越來越關注和維護自身的政治權利及經濟利益。然而，作為村級組織仍然用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模式，村幹部仍由上級任命，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自上而下的線性管理手段仍占主導地位，這就與活躍的農村經濟和農民的政治要求發生了衝突。更值得注意的是，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農村幹部自我監督約束機製因外部壓力減小而弱化，以權謀私貪汙腐化現象日益嚴重，加上政府機構不斷膨脹，村組織中吃補貼的數額不斷增大，三亂之風屢禁不止。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在廣大農村中確立，而農業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漸處劣勢，農民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急於致富的呼聲和要求與脆弱的線性管理模式極度不適，這就造成了農民與國家在改革之初一度緩和協調的關係又趨緊張，在法製意識淡漠的環境裏，很容易導致農村的無政府主義局麵。這就是症結所在。而柿園王村隻不過是這類病症中較為典型的個案。
類似柿園王的村子還有很多，它們的病例通過鄉縣政府或者市信訪辦直接或曲折地表達出來，擺放在市委副書記史寧安、副市長王俊才等市領導的案頭。病症找準了，然而卻無從下手，因為它已經成為一種現象，全市1245個行政村大都有這類病症，倘若一一去動手術，豈不累死醫生拖死病人？就在市領導們心急如焚時，民政部（1998）1號文件關於做好1998年村（居）委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以第40號政府令的形式發布的《河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暫行辦法》，如春雨般滋潤著思變若渴的決策者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他們知道，應該傾注全力抓住機遇，利用這場好雨，將現代化理念的種子撒進漯河廣闊的原野上。史寧安說，農村這問題那問題，歸根結底是不民主。過去有句話叫當官要為民做主，現在這句老話該改一改了，我們不是說人民群眾翻身當家作主嗎？那就真正還主於民，改為當官要讓民做主……於是，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由市委組織部和民政局牽頭成立了漯河市村級民主建設工作辦公室，市委副書記史寧安同誌親自掛帥，民政局徐慧玲局長具體負責，在三月春風裏，開始了還主於民的工程……
柿園王村就要做手術了，不過這次前來做手術的不是縣市領導，也不是鄉裏幹部，而是老百姓自個兒，他們自己要把常愛的扁桃腺割掉，說是要利索利索幹部們的嗓子眼兒……
等種子全部撒進土壤，緊接著又施肥澆水，眼見得苗苗破土而出，一天一個樣長勢喜人，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見風就長，蔚然成林的時候，漯河市的幹部們才發現受教育最大的實際上是自己。請看一組小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