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就在我們擁有清清爽爽的大街，並且有了長安街這樣寬廣的明星馬路的時候，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卻擁擠不堪，尤其是舊市區內可謂摩肩接踵，步履艱難。當時，我們並未明了這種現象的成因，便急急地以新興國家特有的盛氣嘲諷它們，說它們已病人膏肓、步履蹣跚；說它們交通擁擠、汽車沒有步行快。這就給我們當時進行的超英趕美注入了活力和生機，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著實興奮了許多時日。
實際上這兩者是不可比的，就像水果和糧食不可比一樣。這是兩個時代。這種不可比實際上自清末就開始了。清代的交通和曆代王朝相比是最完善的，已經達到封建社會交通體係的盡善盡美的頂峰。但盡管如此，它和同時代的西方相比，立時就相形見絀。試想，一方的道路是為走馬車預備的，路上的內容不過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而另一方則有了最早的汽車，有了鐵路、郵路、海運等交通體係。到了近代，這兩者似乎就更不可比。當我們的文人墨客騎著毛驢背著一彎風月咀嚼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時候，人家已乘著有軌電車或公共汽車去當上班族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西方的汽車工業已經如13中天，私人汽車已經普及，在汽車浪潮滾滾衝擊下，舊有的城市道路難以容納千車競行的局麵，於是就出現了上述困境，但這決不是汽車不如步行快。時代如飛車般前行，毫無滯緩的可能。於是，在共和國已進人80年代的時候，當初我們嘲諷別人的風涼話，卻變成了我們眼前的錚錚事實。
城市道路的擁擠，阻梗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北京人的心上。80年代的北京，真正舉步維艱了。
北京迅速膨脹起來。1949年，北京市區擁有各類建築僅2050萬平方米，其中住宅麵積為1350萬平方米。如今，市區用地範圍已由1949年的109平方公裏擴大到390平方公裏，市區擁有的各類建築麵積達1.7萬平方米，為解放前的11倍。1979年之前，北京旅遊定點飯店僅13個，客房4450間；到1987年底，旅遊定點飯店已增加到97個，擁有客房24296間，比1979年分別增加了7.5倍和5.5倍。1987年之後，北京旅遊定點飯店已接近150餘家，接待旅遊人數（外國及港澳台旅客）達200萬人之多。
截止到198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解放初的203萬增加到1001萬。到2000年，北京將發展到1105萬人，流動人將增至200多萬人，全市實際負擔總人口將達到1400萬人左右。
北京的超常膨脹，幾乎在一夜之間出現。這變化有人說得益於亞太地區溫暖宜人的經濟環境。但中國人都清楚，這一切取決於一個哲人冷靜的分析：中國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在說這番話的同時，已經以其國際政治家的眼光和謀略，將中國這個龐大的艦隊駛入了一個最適合它停靠養息的港灣。多災多難、窮困潦倒而又百感交集的中國，終於有了新的轉機。
北京首先領略到了這片旖旎春光。它如魚得水。1988年，北京市的工業總產值已達571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已達到一個新的水平234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已達938億元。北京在經濟建設的熱潮中獨領風騷，走在了許多城市的前頭。
但緊接著它就得病了。這就是城市病。
這就是五六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大城市曾經得過的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