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呂不韋和六國交往的日益頻繁，秦王政的警惕也越來越高。呂不韋究竟想幹什麼？身為文信侯，食洛陽10萬戶，又稱“仲父”，以戴罪之身歸國河南卻不念王恩浩蕩閉門思過，卻交通諸侯，和各國使者打得火熱，盡管還沒有答應各國的聘請，說不定這是待價而沽，看來這位昔日的相國、現在的“仲父”真要圖謀不軌了。這時，秦王政不由得將呂不韋和蘇秦聯在了一起。蘇秦也是東周洛陽人，出身小手工商業者之家，早年拜鬼穀子為師，研習縱橫之術。當時秦經過商鞅變法一躍而成為七雄之首，恰值秦惠王在位，蘇秦就西行遊說，說惠文王以連橫之術。一來因遊說本領沒練到家，二來惠文王即位不久，剛剛殺掉商鞅，因商鞅是衛國人，故惠文王對入秦遊士一概不感興趣，故而這次遊說以失敗而告終。蘇秦回到洛陽之後，又苦學3年，轉而遊說燕齊韓魏趙楚以合縱之術，即遊說六國聯合抗秦。這一次蘇秦大獲成功，身佩六國相印，成為空前絕後的風雲人物，迫使秦國15年不敢開關東進。難道呂不韋真的要效法蘇秦？即使呂不韋不像蘇秦那樣遊說六國合縱抗秦，隨便到哪一個國家去做相國，對秦國都極為危險。因為第一，呂不韋本身有洛陽10萬戶封邑，如有異心，則這10萬戶非秦所有，這可是秦國近1／5的人口啊！各國爭來爭去不就是為了土地和人口嗎？如呂不韋有異心，這以洛陽為中心的三川之地就危險了。第二，蘇秦之與秦隻不過是外敵，合縱成功靠的隻是其對當時列國間形勢的把握和觀言察色、揣度人主心理、能言善辯的本領，加以當時各國間的固有矛盾，其合縱的成功隻能是暫時的，不能久遠。故隨著張儀連橫的展開就土崩瓦解了。而呂不韋為秦相多年，對秦內政外交、山川人情了如指掌，在列國中間享有極大威望，若他到列國為相，即使他不去遊說，不佩六國相印，也會自發地形成一個聯合抗秦的聯盟，其危險程度哪裏是昔日的蘇秦所能企及的。絕對不能允許這一幕的出現，必須防患於未然。
但是，在如何處置呂不韋的問題上，秦王政倒頗費些思量。是借事件追究呂不韋責任？不合適。時間已過去兩年多，舊帳是不能再提了。以裏通外國的罪名治之？也不合適。因為秦律中沒有禁止和諸侯國使臣交往這一條，特別是收回逐客令以後，六國賓客遊士自由出入秦境是法律允許的，更何況呂不韋並沒有什麼叛國投敵的真憑實據。經過反複思考，秦王政乃決定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剝奪呂不韋的封戶，把呂不韋遷離洛陽，於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仲春，命特使馳赴洛陽，將呂不韋遷往蜀地。
自回封地以後，轉瞬間已近兩年，在這段時間裏，呂不韋雖然沒有了相權，但日常生活和在任時沒有什麼不同，終日賓客盈門，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在原來的3000賓客之外，又招來了許多新人，六國的禮聘不僅滿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同時也增加了他複出的可能性，放眼秦國上下，功勞才幹有誰能和我呂不韋相比？秦王罷我相職迄今為止已經兩年多了，相位還空在那裏，沒有人能擔此重任，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當今秦相舍我其誰乎！就在呂不韋沉浸在自我編織的美夢裏時，秦王的使者到了。呂不韋接報以後，以為夢想就要成真，急忙正冠肅衣，出府迎接。他哪裏知道，使者帶來的不是秦王的任命書而是遷蜀令，命令的理由很簡單：“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意思很明白：你有什麼功勞被封文信侯還食洛陽10萬戶！你和秦王有什麼親？敢稱“仲父”。你無功無親，居然封侯食邑，還稱仲父，不是欺天罔上嗎？本應治罪，現在既往不究，趕快交出封邑，隨同全家遷往蜀地反省罪責吧。
讀著秦王的手諭，呂不韋一下子清醒過來了。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他沒想到由他一手教導培養的親生兒子會這樣對待自己，不僅不念任何私情，竟然把自己以往對秦國的不世之功輕飄飄地一筆抹煞，自己不是什麼功臣而變成了竊國大盜了。他後悔，後悔沒有看透嬴政的為人，後悔自己過於自信，後悔一年多以來大張旗鼓地招徠賓客、交通諸侯，後悔自己熟習帝王之術而忽略了如何使用帝王術來保護自己。如果在這一年中能繼續韜光養晦，像在鹹陽時閑居那樣，不這樣招搖，也許不會招致秦王的忌恨，也許還能繼續做個洛陽主人。現在一切都晚了，等待自己的隻能是屈辱的流放生活。
流放到了蜀地，是否就能度過殘生？答案並不那麼肯定。呂不韋回憶自己一生沒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地方，更沒有做什麼對秦王政不利的事，即使是眾多的六國使臣重金禮聘也沒有過任何背叛秦國的念頭，可秦王政為什麼還是要把自己一步步地朝絕路上逼呢？這時他耳畔突然響起了範蠡勸文種說過的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範蠡和文種都是越王勾踐的大夫，是越王勾踐的左膀右臂。吳越爭霸時，這二人曾為越王勾踐出謀劃策，陪伴勾踐臣事於吳王夫差，而後上下戮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滅掉吳國，並北上爭雄，稱雄一方。在完成滅吳大業之後，範蠡先泛舟江海，到齊國去頤養天年，隨後寫信給文種講述兔死狗烹的道理，指出勾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要文種早早引退。文種自以為功大尚不至於被烹，就稱病不朝，結果被勾踐賜死。曆史往往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把曆史和現實結合起來，真令人不寒而栗。秦王政年幼時要人扶持，需要他這一個仲父，就左一個仲父，右一個仲父，待他呂不韋絲毫不亞於親生父親。現在長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什麼仲父了，就翻臉不認人，稱仲父成了一種罪過，連秦莊襄王親自決定的封侯食邑也一起否定了。這和越王勾踐又有什麼不同！盡管秦王政還沒有一下將自己賜死，但這隻是個時間問題，先讓自己過一段流放生活，受盡淩辱，然後再找個理由將自己處死，隻怕到那時還不如文種來得痛快，處死的方式可能殘酷得多。這在秦國曆史上不是沒有先例，商鞅的結局不就是寫照嗎？
商鞅也是衛國人，和呂不韋是同鄉，是衛國宗室之後，本姓衛，入秦被封於商而名商鞅。商鞅自幼研習諸子百家，精通各派學說而崇尚法家學說。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當時秦國落後，國貧民弱，為東方各國所不齒，連參與盟會的資格都沒有，孝公乃發布求賢令，宣布“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商鞅聞訊入秦，見到孝公以後，先說以“帝道”即道家理論，後說以“王道”即儒家理論，孝公都不感興趣，聽著聽著就打起了瞌睡，還責備引薦商鞅的人無能，後來商鞅乃說起“霸道”。這是法家學說，不尚空談而重實效，專講富國強兵之術。秦孝公聽後十分讚服，立即任用商鞅主持全麵的社會改革。其基本方針是重農重戰，一民於法，加強君權，剝奪各級貴族的各種特權，要想升官發財要麼努力耕作，要麼殺敵立功，把各種獎懲、權力和義務以及百姓吏民的日常行為都以法律的形式公之於眾；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違者重辦。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舊貴族反對新法又不敢公然違抗，就由公子虔、公孫賈出麵教唆太子駟故意犯法。公子虔和公孫賈都是太子駟的老師，太子年幼，犯法不便動刑，商鞅就治公子虔和公孫賈教導無方、教唆犯罪之罪，處公子虔以劓刑即割去鼻子，處公孫賈以黥刑即在麵頰上刺字，把那些心懷不滿的舊貴族都鎮住了。從此以後，秦國上下有序，人人努力農耕，個個奮勇殺敵，秦由一個被動挨打的弱國一躍而為七雄之首，商鞅成為秦國第一大功臣。可是就是這麼一位使秦完成了由弱到強、由窮到富的曆史轉折的著名人物，因為在改革過程中得罪了舊貴族，最後落了個被車裂的下場。公元前338年5月，孝公病故，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公子虔趁機誣告商鞅謀反，惠文王立即下令逮捕商鞅。其實，惠文王完全知道公子虔所告是一派謊言，他親眼目睹了商鞅變法給秦帶來的巨大成功，也親眼目睹了商鞅入秦十幾年以來南征北戰，給秦立下的赫赫戰功，也明白以後還要按商鞅的路子走下去，他之所以要逮捕商鞅，就是因為商鞅功勞太大，又專權自恣，留在身邊多有不便，至於商鞅和公子虔之間的私人恩怨倒是次要的。最後商鞅逃到自己的封地，企圖組織反抗未果，本人被車裂，滿門老小數十口也被殺得個雞犬不留。
撫今追昔，呂不韋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寒。自己不是親筆寫過：“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聖人和凡人的區別就在於聖人明白為何而生，為何而死，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該生，在什麼情況下要死。既然活著已無所作為，徒增屈辱，不如盡早地結束生命，既可表明自己無愧天地的心跡，保全自己的人格，又可以警示後人，說不定還能換來一家老少的平安。你秦王要除掉的是我呂不韋，我的家人和你無冤無仇，我死之後，總不至於斬草除根吧！想到這裏，呂不韋整好衣冠，取出鴆尾，在酒裏緩緩地攪動了一會（鴆是傳說中的一種毒鳥，雄的叫運日，雌的叫陰諧，以蝮蛇為食，其羽毛美麗而劇毒，置其羽於酒中，飲之立斃，無藥可救），然後一飲而盡。
呂不韋，這個濮陽富商、奇計買國的一代權臣，就這樣用自己的雙手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一縷幽魂，飄渺而去，似乎要向人們訴說他一腔的悲哀和憂憤。
呂不韋死了，但事情並沒有結束，其家屬還在，詔書上不是明明寫著“其與家屬徙處蜀”嗎？呂不韋既死，可以不遷蜀地，其家小當然照遷不誤。因為秦王政既要除掉呂不韋，也要收回洛陽10萬戶，若把呂不韋家小留在洛陽，要收回文信侯府邸就不方便，總得給這一家老小一個棲身之地嘛。對這一點，秦王使臣一清二楚，何況，君無戲言，所以其家屬是非遷不可。就在呂不韋死後第二天，呂不韋一家連同傭人奴仆就在士卒的押解之下踏上了遷蜀之路。
呂不韋自殺和他的家屬如期遷蜀的情況很快傳到鹹陽，秦王政自然是高興異常，同時也有一絲哀傷。這是因為他畢竟是在呂不韋的監護和培養下長大的，撫育之恩、骨肉之情尚未完全泯滅，有一絲同情、幾分憐憫是自然的。不過這種念頭在秦王政腦海中轉瞬即逝，那種徹底解脫枷鎖的感覺使他迅速地擺脫了個人感情的糾纏。從此以後，秦國上下再也沒有人用俯視的目光對秦王指手劃腳，沒有人再敢擺出老資格教他如何為君、如何治民的道理了。什麼克製自己欲望，實踐仁義道德等等，統統見鬼去吧，我嬴政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欲望，統一全國，君臨天下。要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創一個新的時代，鏟除“仲父”算得了什麼，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別說是什麼“仲父”，就是親父，不也是一樣鏟除麼？這在曆史上可不勝枚舉，沒有什麼不安的！
就在嬴政躊躇滿誌、興高采烈之際，忽然有人來報，說數以千計的賓客遊士及官吏雲集洛陽為呂不韋舉行葬禮，前往吊唁的絡繹不絕。原來，呂不韋是作為罪臣而死的，隻能拋屍荒野，任憑日曬雨淋，飼狼喂虎，以儆效尤；加上不韋全家遷蜀，是無人也沒有人敢為不韋收屍安葬的。但呂不韋養士多年，賓主之間結下了許多生死之交，而當時士人行事以“義”字為先，“士為知己者死”成為士人的共同原則。在呂不韋的賓客中固然有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更多的則是忠心耿耿之士。他們為了報答呂不韋的知遇之恩，遂不顧禁令齊集洛陽為呂不韋發喪，葬呂不韋於北邙山下。發喪之日，洛陽城內，萬人空巷；北邙山下，哀聲陣陣，人人披麻，個個戴孝，天地為之動容，山川為之改顏。在一片追憶聲中，夾雜著對秦王的不滿。嬴政聞訊，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凡參與呂不韋葬禮者，是秦國以外的人一律逐出秦國；是秦國人，擔任六百石以上官職者，削去爵位（按：秦行20級軍功爵製，爵1級者賜田1頃，可以做五十石之官，爵2級者賜田200畝，可做百石之官。秦國官吏大都有爵位），流放遠方；官在五百石以下，沒有親自參加喪禮而表示慰問的人，一並流放，保留其爵位。從今以後，若有像、呂不韋這樣目無君主對抗朝廷者一律處死，滿門抄斬。”令出法隨，數以千計的呂不韋的賓客舍人或與呂不韋有瓜葛的人，無論朝野，或逐出秦國，或遷離原籍，有的流放巴蜀，有的流放到西北臨洮地區（今甘肅臨洮），鹹陽人口為之銳減，洛陽戶籍也因此改寫。這一道命令的打擊麵太寬了，遠遠超出了逐客令的範圍，蒼天似乎也有不滿，整整一個春天，居然沒下過一滴雨，大地龜裂，河床幹涸，蝗蟲蔽日，饑民遍地。但秦王政憑借手中的權力、完善的製度和父祖們積聚下來的糧食財富，依然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安然地度過了災荒，之後揮動鐵騎開始了他的統一六國的戰爭，從公元前230年滅韓開始，到前221年齊國滅亡，在短短10年時間裏，馬不停蹄，以摧枯拉朽之勢統一了天下，成就了一代帝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