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洋人卻搖頭笑著說：“彈簧本來是你們中國人發明的東西，可是你們至今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能做什麼用。你們到現在連皇帝都在坐硬板凳、睡大炕和硬板床，你們最豪華的馬拉轎車到現在還是木頭車輪木頭車軸，車軸直接固定在車底板上，這樣的馬車毫無舒適可言，如果拿到歐洲去，人們會不把它叫做馬車，而是稱它是震骨器……”按中國正統人士的話說，歐洲人的那些東西叫作“奇技淫巧”，是不入流的東西；教者有儒、道、釋三教，流者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他們那些東西是哪一教哪一流，師出何宗何派？安邦治國定天下，靠的隻能是聖賢之道，而不是奇技淫巧。
林則徐卻不這樣認為。他感到洋人的奇技淫巧後麵隱藏著一種深厚的東西。林則徐是個博學家，他在揣摩春秋以前曆史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一個問題：似乎在器物形製和王製方式之間有著某種密切的聯係，比如，春秋以前的鼎和戰車，在秦朝改製以後就不再使用了。洋人的奇技之術似乎是某種教化的產物，而那種教化不一定比中國的低等。元滅宋，那是一種低等教化戰勝了高等教化，靠的是宋自身的喪國之相和蒙古的悍蠻。因為是低等教化勝了高等教化，元不可能久坐天下，最後不過六十年便亡國了。成吉思汗打下的浩闊帝國，不多年也分崩離析，曾心齊如鐵、席卷天下的蒙古人，有的改信了喇嘛教，有的信了伊斯蘭教，有的還在放羊，有的卻已經成了農耕民族。曆史上常有悍蠻戰勝文明的例子，但最終還是為王的悍蠻者很快地被所征服的文明者從教化上征服了。而現在的洋人卻不同。當年的蒙古人的悍蠻靠的是強暴和亡命，而現在的這些洋人的悍蠻，靠的卻是一種勃發的智慧和一種教化的膨脹。舉例說，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中國人把製作得頗精致的羅盤主要用在了看風水選陰宅上；而歐羅巴人和俄羅斯人卻用羅盤指路，越過遼遠的海洋和陸地到中國的門口來撒野。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但中國人更多的是把火藥用在了製造煙花爆竹上；而洋人們卻把火藥造成了大炮和火槍，靠著這些大炮和火槍，就那麼幾艘遠離本土、沒有後方補給的炮艦，就那麼幾隊扛著火槍的洋兵，就能到中國來攻城掠地，打得一個泱泱大國巍巍天朝顏麵掃地，不得不在由中國人發明的紙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並用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刊布天下、存進曆史。這早已不是元朝蒙古人的悍蠻了，而是另一種教化的產物。
當然，洋人的教化，隻是歐羅巴國家的東西，中國是斷斷不可學不可用的，中國是傲立於天下的皇朝聖土，中國的教化隻能是聖賢之道；如果改學了洋人的教化，就會損及中國的皇權和國統，那是斷然不可的。然而，洋人的奇技之術還是可以了解了解、學習學習的。首先，用敵之器敗敵之兵，這是孫子兵法裏的一條基本原則，《孫子兵法·作戰篇》雲：“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意思是明智的將軍謀求取食於敵國，吃敵國糧食一鍾，抵上吃本國的糧食二十鍾；用敵國的草料一石，抵得上用本國的草料二十石。林則徐借鑒洋人的鑄炮技術鑄出的八千斤大炮，就在廣州保衛戰中打得英酋義律落荒而逃。其次，洋人的技術也還有諸多有用之處。比如他們的鑄造術、造船術、遠航術、機械術、建造術甚至做生意的方式等等，都有其一定的長處。為了迎戰義律，林則徐曾專程下訪澳門，爭取澳葡當局保持中立。在澳門，林則徐親眼見到了歐式建築和室內設備，他還在澳門的大街上見到了底盤上裝著彈簧、車板上裝著沙發的馬車，在他麵前輕捷如飛地駛過。那馬車柔柔的晃動，給人一種舒適和得意的感覺。當時因為公務繁忙，林則徐也沒有心思去想馬車的問題。後來到了遣戍的路上，尤其是到了新疆的大漠戈壁和天山險道上，在飽受顛簸之苦的時候，林則徐拍著他的轎車車幫，心裏在說：“在這樣的路上，還是洋人的那種馬車好用。”有時候他被顛疼了，心裏也會忿忿不平地說：“憑什麼歐羅巴人的洋屁股就比中國人的屁股金貴？”